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从名字便可看出这本书的独到所在，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历史事件，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在1587年这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这一年中发生的小事与整个封建王朝的崩溃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在晚明的文官集团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故事。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对后明王朝来说，都是无效的。他们各自悲剧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能力的欠缺，而是在于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文官封建体制腐朽，在于千百年以道德来代替的法制。

万历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却最终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却在繁重礼节与所谓道德中悲哀地发现皇帝只不过是一切祖训和旧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在这个流传千年的体制中，即使皇帝也有许多事情是无法决定的，他只能在既定框架中循规蹈矩地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被迫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稳定的运行的傀儡而已。压死万历皇帝地最后一根稻草便是立储事件，他想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遭到了全体文官的一致反对，在僵持十年之久后，万历迫于舆论立皇长子为储。然而万历皇帝对这种屈服感到很愤怒，而他的发泄方式便是从此走上了怠政的道路。

作为成熟到趋于腐朽的文官集团中的一员，张居正无疑是最具有政治远见与行政手段的政治家。在明王朝逐渐走入衰亡的过程中，张居正以冷静的目光看到了王朝存在的种种积淀着的弊端。于是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力推动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一切都随着他的死亡而戛然而止。且因他在大权独揽之时，独断专横、任人唯亲、生活奢侈等等，都不符合文官集团对于圣贤经传传统道德的要求，在他去世之后屡遭弹劾，他的改革人亡政息，他的家属也不得善终。

继任首辅申时行为人中庸，是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好充当“和事老”。他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劝和，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他这种过于保守的施政策略在一定时间内缓和了矛盾，但也因此他不仅失去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支持，也使得整个国家的发展陷于停滞。

模范官僚海瑞，他是一个完全忠于中国传统儒学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严格按照中国儒家圣经贤传来约束自己而在政治上却不懂得文官制度办事规则模范官僚。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海瑞无疑是个不合群者，文官们没有办法和海瑞在既有规则下合作，他的主张也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海瑞的出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极高的道德精神，但这种道德精神对于社会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大大加强了大明的军事实力，但他的他的成功靠的不仅是自己胸中的韬略，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张居正的认可和支持。也正因此，在张居正去世后，戚继光也只能黯然退出。而在万历十五年戚继光也去世之后，明朝的军事实力也开始了没落。他的际遇清楚地展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无法有所作为。

哲学家李贽，他在当时被称为异端之尤，李贽力图打破当时的道德规则，而当时文官集团必须依靠这些道德规则，使得他们治下的广大人民有章可循，不致于思想混乱，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久，这使得他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最终被文官们加之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陷害。他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这些典型人物的之所以都无法挽救明王朝的颓败，作者认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明朝占据实际上统治地位的是庞大的文官集团，他们在共同学习的传统道德的基础上达成默契，完成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当时的官员们习惯用道德规则而非法律来判断是非，与其说是当时的社会实在在法律的规制下运行，不如说是整个文官系统在共同遵守大家所熟知的那一套圣经贤传道德规则来维持社会运行。这种体制对于人的道德要求近乎完美，而人类却有着固有的利己本性。当这二者无法平衡时，大家也就选择了成为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两面派，所谓道德也就成了伪道德，社会的崩塌也就由此而起。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道德代替法治的深刻剖析，于我们现在也有着很大的意义。以史为鉴，我们的反腐不能只依赖于对于党员干部道德标准的高要求，而应当更注重对于制度的完善与执行，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