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常有人说，只有足够的经历，创作的内容才有深度。
其实未必。
有时候，保持一份纯真的感情，不必多历世，也可能成就伟大的作品。
二
李煜，字重光，是介于唐宋之间五代十国中的一国——南唐国的最后一任国君，在位15年（961-975），国亡，降宋，封违命侯，于恶劣的囚徒环境中死于汴京。
他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亡国前，亡国后。
亡国前，他是翩翩王子殿下，后继承大统，于宫中夜夜笙歌。
有人说，在当国君的那几年，他未必没有预感到自己国家的衰亡，只不过无力回天。他最怕南唐亡在他的手上，又没有足够的救国之才，所以奉宋政权为正统，以求生存。
然后，趁着国未亡，抓紧时间疯狂享乐。他曾在其《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中写道：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他赏着“春殿嫔娥鱼贯列”，听着“凤箫吹断水云闲”，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但是，从这首词里虽看到淫靡纵乐，可即使是一次享乐，李后主居然还非常用心的记录了下来。
你想想，我们会不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一次KTV唱歌的经历呢？我想可能性比较小吧。
但是，李大哥做到了。
当然，不同人对这种行为的解读自然是不同，但我觉得，这位大哥的内心依然留有一份纯真的情感，即使当了国君。
那么，这种如此纯真的感情，怎么来的呢？
三
王国维先生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到：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
他认为，诗人分成客观的与主观的，客观的诗人需多历事，主观的诗人则不用。
前半句应该是多数人赞同的，经历使人成长。而后半句则认为，人的认识不是向外扩展，而是向内荡漾，就像往湖中投入一个石头，从中心往外荡出圈圈波纹。
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表达的东西，包含了自己的经历，或是借鉴，或是教训，切身所历。而后者，所思所想未必靠实践得来，是一种天然的纯真感情丰富内心，也许只经历几事，然内心便将想法上升到另一个境界，涉及到社会或人。而且历事越少，感情越纯。
李煜就是这么一个人。
王先生曾这么评价他：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生于深宫中，感情真切纯真，所以其人其词，无不体现风月情浓。
四
南唐最终还是亡了。李煜成了亡国之君。就像一个人还在读小学，突然就被叫去参加工作一样，一下子越过了几个阶段。
亡国后，他惆怅万千，却只能“无言，独上西楼”。
说无言，其实是无力。
国家被破，无力；复国妄想，无力；也许还有野史中提到的小周后被抢，也无力……越是无力，越是咬牙忍耐，越是衷肠无处诉，所有的力量集聚到一处，最终爆发，化入词中。
他大半生之经历，多是坦途稳境，突然间来了亡国之波浪，无疑是巨大冲击，他的感情或许不再如前那般纯真，也似乎不符合王国维所言的“主观诗人”了吧。
未必！
王先生又说了：
“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在亡国前，他的作品多是风月柔肠，本以为经历了亡国这种天下少有的事，其作品或会成熟点些吧。
结果，确实成熟了，且似乎更成熟。跳过了“这才像他的经历能写出来的东西”的阶段，而是让王先生体会到有如佛祖、耶稣般体谅全人类的境界了。
五
当然，李大哥写的时候未必有那种境界，但是，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不同的人能读出不同的意思，这才是作品本身的最大价值。
他在《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中写道：
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写的是亡国之痛，但一千多年过去了，这首词感动了多少人，而这些人却不一定非得经历亡国才能读懂，但仍然能感同身受。
王先生夸他的，也正是这一点。
虽然他有了经历，但他的作品里依然有“主观诗人”的手笔——不仅写了他自己，更能穿越到千年后众多人的情感世界里，产生共鸣。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经历过亡国的人或读出故国之思，失恋的人或读出逝去之爱，压力繁重的人或读出归隐之意……调动了古今人的共同情感，看到宇宙无尽人生无常，无论何人，可能都会在某个时刻感叹“往事知多少”。
俞平伯先生在《读词偶得》中评价这两句是“奇语劈空而下”，就算没有经历过亡国的人，读到的时候也突然有被“劈”到的悸动感。
而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程度，最重要的原因，是李后主经历亡国后，创作时依然能保持内心的纯真感情，赤子之心。
宝座丢了，却也“被迫”成了个大词人。
我想，这就是王先生说的“担荷人类”之意吧。
参考资料：
1.《唐宋词十七讲》[著]叶嘉莹；2017，北京大学出版社
2.《人间词话 全译释评》[著]王国维，[译评]李梦生；2018，中华书局
3.《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辑]王国维，[整理]万曼璐；2018，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