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咸蒿
苏轼与达·芬奇，一个是光，一个是水，。
达 ·芬奇的目光是探究的，像一束光，要照进万物的肌理。他画蒙娜丽莎，画了四年，不舍交付。那微笑里藏着什么？有人说，藏着他对人体解剖的谙熟，对光影变化的痴迷，对地质地貌的观察。他让丽莎夫人坐在一把椅子上，背景是朦胧的山水，蜿蜒的河流通向远处。那山石，那水势，都带着他地质素描的影子。他画岩层，画水流，画了半辈子。最后，把这些都融进了那一个微笑的背后。他的手稿，有子宫里的胎儿，有奔腾的骏马，有攻城器械的齿轮，有扑翼机的草图。他像一个贪心的孩子，想抓住整个世界。他的笔触是冷静的，精确的，带着科学家的审慎。
苏轼则是水。不是一泓静水，而是奔流的长江，时而湍急，时而舒缓，遇山则绕，遇崖则跃，总是浩浩汤汤地向前流去。他被贬到黄州，在城东的坡地上开荒种地，自誉“东坡居士”。在那里，他写下《寒食帖》，那字迹初看是萧索，再看却有热泪，最后，竟生出一种倔强的天真。他自酿蜜酒，朋友们喝了常常腹泻。他研制墨，差点把房子烧了。他也画画，画枯木竹石，那木头是扭曲的，却从石缝里倔强地伸出来。他不追求形似，追求的是心里的那一口气。“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话若是让达 芬奇听见了，大约会摇摇头。可他们都会在对方的固执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达·芬奇寄居在国王的怀抱里，度过最后时光。他很少画画了，更多的是整理手稿，设计庆典的舞台，或是长久地思考一些无解的难题。他的一生，像一场孤独的探索，身前身后的热闹，与他无关。苏轼死在遇赦北归的船上。他在最后的诗里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贬谪之地当作勋章。他一生被流放，把诗句种在了大半个中国最荒芜的土地上。
一个是文艺复兴的巨人，一个是宋代文豪。一个用画笔图纸构建世界的秩序，一个用诗词笔墨安放灵魂的旷达。他们都不满足于做一个画师或一介文人，要把生命的触角伸向所有可能的方向。这种“不满足”，是生命力的奔腾，是对“活着”最隆重的礼赞。
他们若能在某个时空相遇，大约会是一场沉默的对饮。达·芬奇或许会拿出解剖图，向苏轼讲解手臂的肌肉如何牵动嘴角的微笑。苏轼也许会铺开一张纸，画一竿瘦竹，题上“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却看得懂对方眼中的光。
那光里，有对人世最深切的爱，也有对命运最骄傲的俯视。千百年后，我们即便不再画他们的画，读他们的诗，却依然能在历史的某个渡口，看见那束光和那条水，交汇成一条无声的巨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