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译】
关中地区曾有一位儒学大师张载，大家都称呼他横渠先生。在宋代鼎盛时期，他就凭借着自己道学方面的才能响当当了，堪称君子的有识之士认为他高尚品德，可以与孟子相提并论。可以说，从尧舜时代开始，到孔子时代结束，五百年间道学不过只是在作一味地单传。孔子去世以后，道学就没有了归属，这是孟子自己的叙述，至于他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意向，也是可以看到的。等到唐朝昌黎先生韩愈，也认为从死去的孟子那里，无法得到自己想要传承的东西，便将自己的道学直接归属给孟子，但是到了他的那个年代已经有千年了，所以认为如果按年计数的话，那么已经过了期限。然而，秦、汉以来，儒家学者也有不少，却说自己没有得到真传，那么与孟子相比难道就容易吗？从唐代到宋代，又是五百年，才有了周敦颐、河南的程颐和程颢，张载先生实际上也是同时出现的。然而，堪称君子的有识之士却唯独把先生与孟子作比较，就连程颐和程颢也是如此推崇和称道的，单说先生人品的高贵，难道不也是能产生振古效应的豪杰之士吗？所以在当时，也就有了好些学者争先恐后地前来向先生拜师认宗。直到现在，人们在经过先生居住过的地方仰望先生的时候，还会肃然起敬，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武功是西安的属县，城南有着的那座绿野亭，就是先生以前讲学留下的遗迹。大概因为先生年轻的时候道学还不够醇厚的缘故，所以在洛阳城中拜见了程颐，并和他们一起谈论易经期间，也会自己认为无法达到易经那样的境界。于是就向西返回，以便能与学者进行讨论和探究。后来在朝中做了官，并在治理狱外郡的时候才回来，随即称病退居在南山下，把著书立说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史书所记载的，大致就是这样。绿野的遗迹，难道不正是先生向西返回和隐居时候的事情吗？
陕西提学按察司的副使杨应宁，由皇帝身边的近臣出任学政，由于勤勉公务和擅长教书，士子中经过他指导和传授过的人随即取得了登科及第的功名。可是，先生却说：这些并不是用作教学的东西。曾经路过县里，环顾和欣赏山水的明丽可爱，大家所说的绿野亭，由于年代久远已被毁坏，好在遗址仍然存在，先贤的风范仿佛还能看到。开始谋划就在那个地方构筑房屋用作先生的祠堂，另外修建一个房屋，好让士子在里面听讲和学习，这些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仰望和憧憬到先生举手投足的意思吧。好多学生听到这件事后，都很感激，并将它说给巡按御史李叔渊听。李叔渊一向重视学风教化，于是下笔将这件事上奏给皇帝，皇帝让县令宋学通尝试着按照以前的样子修复荒废了的祠堂，也知道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县令宋学通。于是盘算费用，幸好县里人士都乐意帮助，数月后大功告成，给它取名叫绿野书院。挑选学生充实书院，并让县学训导赵文杰担任老师，并对大家说这里只讲授性理方面的学问。县里的学生，三天才有一次听讲的机会，它的规模和制度大都与白鹿书院、睢阳书院类似。不久，西安、凤翔的学生，听到风声前来求学的人接踵而至。先生当时坐在祠堂上，亲自督促劝勉先生，抑扬顿挫的道学就这样流行开来。先生不但喜欢学生志向的诚恳，而且还喜欢学生时常用书请教和作记。供养学生在学校，录取人才在科举，这是今天用来巩固朝廷的方法。但是学校所讲习的东西，都是经传久远的精微之类的东西，想要录用人才，还是要以科举录取了。作学问的人隐瞒他们意图，只是把圣人贤士的话，用来为自己谋取功名利禄的计划提供帮助，却不晓得怎么样做才能与法理不相违背。今天幸有先生在这里发现了这一点，变革以往的习惯，特别做出了这一举动，兴起了著作立说，学政规模的大，没有能比过这一回，他们的良苦用心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如果能让今天统领学政的人，都像先生一样用心，那么学风教化怎么会不改观呢？即使是圣人贤士的话，学生在这里也没有不该讲的，这个横渠张载先生，才真正是我们今天坐着虎皮讲课的老师。先生的著作《正蒙》《西铭》都在。根据他的话，探求他的心，就能从所反映在行为上和表现在事情上看出来，至于先生文章细节的谨慎，沿着他用礼仪作为教化的规章，敢于在流俗中超越，堪当世间的醇儒，这当然是宪臣对学子所期望的原因了。在这里考取了科第，并去做对世间有用的事，好将所学到的知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先生的意愿也难道是为学子所禁止的吗？书院建于弘治九年六月，这年十二月完工，第二年十月癸末日记。
【原文】
绿野亭记 明•吴宽
关中有大儒，曰横渠张先生。当宋之盛，以道学鸣于时，君子以其德尊，与孟子比。夫自尧、舜至于孔子，率五百岁而道一传。孔子没，而道无所属，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见也。至昌黎韩氏，以轲之死，不得其传，则直归之孟子，然至其时已千岁矣，所谓以其数则过矣者。而秦、汉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传，则孟子岂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岁，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实并时而出。而君子独以先生比之孟子，虽程子亦推称之，则其人品之高，岂非振古豪杰之士哉?故当是时，学者争师宗之。人至于今，过其地，仰其人，肃然起敬，不能自已。
武功为西安属县，城南有绿野亭，先生之遗迹也。盖先生少时学尚未醇，及至洛中见程子论易，自以为弗及。乃遂西还，以与学者讲究。后既出仕于朝，他日治狱外郡而还，即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书。盖史之所记，大略如此。绿野之迹，岂其西还与屏居之时乎?
陕西提学按察司副使杨君应宁，由近臣出领学政，公勤善教，士子经指授者辄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学者也。尝行县，顾瞻山水明丽可爱，所谓绿野亭者，岁久既毁，而遗址犹存，先贤风旨，宛然如见。始谋即其地构屋以祠先生;别为屋，俾士子讲习其中，庶几仰止景行之意。诸生闻之，相与感激，言于巡按御史李君叔渊。叔渊雅重风教，乃下其事于君，君以县令宋学通尝复古废祠，亦知急先务者，复以事委之学通。方经度财用，而邦人士咸乐相助，数月而功毕，名之曰绿野书院。择士子充于其中，而以县学训导赵文杰为之师，俾日讲性理之学。凡县学诸生，则三日一至听讲，其规约大率与白鹿、睢阳类。未几，若西安、凤翔诸生，闻风就学者踵至。君时坐堂上，躬督劝之，沨沨乎道学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间以书请记。夫养士于学校，取士于科第，此固朝廷今日之法。然学校之所讲习者，皆经传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为士者昧其意，以圣贤之言，止用以资为利禄之计，而不知道与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贤宪臣有见于此，革其故习，特为此举，以作兴之，学政之大，无逾于此，其用心可谓至矣。使今之领学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风教其丕变也乎?虽然圣贤之言，学者于此无弗当讲者，而横渠先生，尤吾今日皋比之师也。其书则《正蒙》《西铭》俱在。因其言，求其心，反之于躬，见之于事，而又谨其节文，循其以礼为教之规，拔于流俗，为世醇儒，此固贤宪臣所望于士子者也。于是取科第，出为世用，以行其所学。贤宪臣之意亦岂为士子禁哉?书院建于弘治九年六月，工毕于是年十二月，明年十月癸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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