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817年7月12日，美国作家梭罗出生。
梭罗的文字是我喜欢的，他有很多金句：“每一代人都嘲笑陈旧的时尚，却虔诚地追随新的时尚。”“幸福就像一只蝴蝶，你越是追逐它，它就越是躲着你。但是如果你转移视线，它便会轻轻地落到你的肩头。”哈哈，真的是“一切经得起再度阅读的语言，一定值得再度思索”！
不过，想起梭罗这个名字的同时，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名字：邱勇、程虹。
2016年，每个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拆开通知书时，还会收到一份由清华校长邱勇赠予的“入学礼物”：美国作家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
程虹也就是“强的虹”（有媒体这么表述，也即李总理的夫人），她去过两次自然文学先驱梭罗隐居过的瓦尔登湖。这对所有梭罗的读者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如同宗教朝圣一般的过程。程虹认为，梭罗很少懂得人们习以为常的欢乐与享受，一生都在寻求那种常人望而却步的美。
我们这里，读书是需要大人物推荐的。好像没了大人物的推荐，公众都不会去读书似的。而大人物当中，学界的似乎不及政界的有影响力。所以，也就有了诸如下面这样的新闻：
老友称王Q3推荐托克维尔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选择此书是想传递出两个信号：改革可能会造成意料之外的后果，但是不改革可能会让统治精英们掉脑袋。然后市场的反应是，此书经王大人的推荐之后，数次脱销。王大人不止推荐过托克维尔的书，腾讯大湘网2016年1月有一篇文章：《省长和上将们过年都在读什么书？新年书单出炉》。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清相国》，推荐语这么写：“王Q3推荐，省长杜家毫读后专程开读书会研讨，狂销百万册，你还在等什么？”
你瞧，大人物一荐书，大伙儿纷纷买书来读。可见大人物的率先垂范，效果真是立竿见影。不知道普通干部群众读后是否还需要写成笔记上交，或者规定每篇不低于1000字？果真如此，那么倡导全民阅读的方法也很简单，大领导隔三差五开书单，咱跟着买跟着读就是了。
窃以为，领导开书单，好事。领导写打油诗，也是好事。总之，附庸风雅比敌视风雅的为好。但如果说，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的，就不必跟着领导的书单亦步亦趋了。领导不是专职读书的，你自己才是，所以应该反过来，读书人可以隔三差五给领导推荐好书（具备这个能力，但不主动向领导“献计献策”）。
归根到底，读书是个人的事儿，你爱读啥就读啥去。不过想起来我也挺惭愧的，因为若干年前我就爱“冒充”领导模样，开书单推荐读物啊。现在我是不敢这么做了，一是觉得自己没这个资格，更重要的是时间太少，你与其呼吁“全民要爱读书”啥的，还不如自己多看几页书。
所以，看到《阅读那是极好的：应该多读书的12个理由》《俞敏洪：年轻人要学会读书、交友和独立行走》之类文章，我会很高兴，毕竟推广阅读是好事嘛。尤其像俞敏洪那样的名人，实际地开了书单，推荐大家去读张维迎《理念的力量》。开书单，比起空泛地讲读书的意义之类，很显然价值更大（很多报纸评论讲来讲去就那空洞的一套）。但是，读书，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实际去读，讨论也是越细致越好，一本书读到三分之一了还是读到最后一章了，到底哪一章精彩，哪一章似乎看不懂。
而在现实中，我耳闻目睹的一个日常镜头是这样的：大人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孩子要爱读书，但自己并不读书。甚至见到孩子真的买书读书了，哪怕是经典名著，只要跟考试无关，他们都要紧张地予以没收。可是，如果孩子身边没有现成的读书好榜样，他会自觉自愿爱读书吗？当然不排除这样的案例，但多数孩子是“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老子怎样，孩子怎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从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没错，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过，“一个人日后会成为怎么样一种人，端看他父亲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来决定。”可是，正如你我亲眼所见，在一些家庭，父亲压根就没有书架这一“无用的物件”呢。
这么说开来，想起了一位深为佩服的“图书推销员”了，他就是台湾作家唐诺。很可惜啊，唐诺世俗意义上的知名度不高，完全不能跟王Q3、杜家毫、邱勇等等相提并论。但他推荐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斯蒂芬·古尔德、列维·斯特劳斯、本雅明，真的都很棒，错过了就可惜了。唐诺的老朋友不止一次劝他“说自己的话”，把文章中引用的“他者话语”冲干净，他却对人要有一己“创见”的说法不以为然：如果别人就是讲得比你好很多，为什么非要坚持用“自己的话”来说呢？有时他甚至有意识过度引述——“渴望有些好的名字、好的话不断会被看见，放一个叮叮作响的美丽声音在也许哪个人不经意的记忆角落里，就像太多人为我做过的那样。”哈，唐诺先生太可爱了。
王Q3、杜家毫、邱勇，这些大人物离我太远了。从精神层面上讲，唐诺才是自己可以亲近、可以倾谈的对象。那么，我今后也该学习唐诺，为了推广阅读，有意识过度引述——“渴望有些好的名字、好的话不断会被看见，放一个叮叮作响的美丽声音在也许哪个人不经意的记忆角落里，就像太多人为我做过的那样。”
梭罗，唐诺，我要反反复复引用你们的话，谢谢你们放叮叮作响的美丽声音在我的记忆角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