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治传统一直保留着神秘的成分，我们对政府的行政印象一直保留在政治课本上，《人民的名义》热播，得以一窥党政机关行政策令的制定执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党政的密不可分。

在我国的政治传统中，皇权和相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利平衡贯穿始终。《人民的名义》中，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的一串头衔，看的眼花缭乱，什么厅局，书记，常委，政法委，主任这一连串的头衔只闻其名不解其意。“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观剧体验，尝试着正一下名。我国有悠久的政治传统，虽说用封建王朝的官僚生搬硬套当今的人民公仆，极不恰当，然而自古至今变的只是头衔和名称，不变的是权利。“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定有可以借鉴的财富，让我们完善现有制度，创造出更文明、公平和正义的社会。

这篇讲皇权和相权的博弈。进入近代以前，皇权和相权是零和博弈，此涨彼伏，皇帝雄才大略，权利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昏庸怯弱，权利集中在宰相手中。皇权和相权是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但谁又离不开谁，皇权赋予相权合法性，相权帮助皇帝处理具体事务。

秦朝以前的封建王朝，不止爵位土地世袭，公候都是世袭，连卿大夫都是世袭，农民代代农民，皂吏代代皂吏，大夫代代大夫。皇权世袭，相权世袭，越来越腐朽。秦朝开始中央集权，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再世袭，而是凭本领取得。这标志着相权的开放，秦朝的制度更开明先进，最终鹿死秦手。

明朝不再设立宰相之后，内阁代替了宰相，行使宰相的职权。清朝内阁被架空后，用军机处取代了内阁。虽然名称换了，可权利没换。叙述明朝清朝，我们仍用相权，虽然这两朝并没有宰相这一职位，可内阁首辅，军机领班就是真宰相，换了个名称而已。

同样，清末溥仪退位以后，就不再有皇帝，何来皇权。没有皇权，政府部门的行政合法性从何而来，来自民选的执政党。

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政党代替了部分皇权的功能。以前是皇权和相权的博弈，现在是党政的博弈。党和政府，正对应皇权和相权。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政治也愈发成熟进步。最显著的就是皇权不再世袭，这真是巨大的文明进步。上一次这种巨大的进步是在秦朝，当周朝的封建制度结束后，开始秦朝的中央集权，卿大夫不再世袭，只皇帝这一个职位世袭，进入现代社会，连皇帝都不世袭了。世袭是很看运气的事，生在文景之治是运气好，生在何不食肉糜是运气差。

在现代，不再像皇权和相权的零和博弈，党和政府的关系呈现了非零和的双赢局面。在我国尤甚。

成祖朱棣谋反在前，整个明朝对皇族乃至皇亲国戚严加防范。明朝的皇帝不信任自己的血亲，而对手相权的代表是一帮精通文史，聪明绝顶的大学士，这些大学士有时结党，对朝局的影响更大。明朝的皇帝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除了生猛的朱元璋和也算自己打过天下的朱棣，明朝的皇帝都不好做，像万历朱翊钧，见了张居正吓的发抖。他爷爷嘉靖被逼的不能认自己亲爹。皇权太过封闭，注定战胜相权，雄才大略的皇帝毕竟极少。

清朝是异族统治，更接近像在的政党了，满族是执政党，爱新觉罗家族是核心党员。秉承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教诲，防范汉人，重用满人。汉族的大臣曾国藩立下拯救国家的大功劳，才封了伯爵，要是满族人立下的这么大功劳，准能封王，可能封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爱新觉罗家的纨绔子弟生下来就是贝勒爷，有的还是王。这就是执政党跟在野党的区别。清末时，自恭亲王之后，再没一个有能力的满人当政。清朝终于灭亡。这是皇权的封闭性导致的，如果那时候李鸿章组阁领导政府，皇权毫不干涉，甲午中国就不会惨败。如果袁世凯那时候是政府的绝对首脑，那又是另一番景象。可他们不姓爱亲觉罗。清朝的皇权较明朝开放，可也只开放在一姓一族，选择可倚畀的范围太有限。清朝的灭亡，亡于制度上的落后。

到近代政党政治开始，皇权走向开放，通过政党，普通人都可以参政议政。皇权只在一姓之中产生，又没有合理的接班人制度，骨肉相残时时发生，圣明如康熙都不能避免。政党中有完善的自我管理制度，至少选接班人可以通过投票，不用再玄武门事变了，这就是文明进步。

相权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放，皇权到了清朝灭亡才对外开放。党政有并行的两套制度，却不再像皇权和相权的对立，而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这一点在我国更明显。

在我国，党主导着一切，党员担任着绝大部分的政府公职。这就不存在古代的皇权和相权的对立，在我国党即政府，这种制度利弊都是显而易见的。像一省的最高领导不是政府体系的省长，而是党体系的书记。当然了省长、副省长也大都是党员，或者说全是党员，党体系的政法委也主管着跟政府并行的法院、检察院。通过党组织，把政府体系、司法体系、军警体系、教育体系等全部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明天讲一下党政之间是怎么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