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席地而坐》，一部四个小时的剧情片因为导演胡波离世而备受关注。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因为导演本人的“番外故事”才得以被众人夸赞，就像曾经“一跪成名”的《百鸟朝凤》；也有人说，胡波用自己的死亡实践了电影所表达的源自生活的绝望，他值得被称赞，更值得被悲叹。在此，我不想赘述胡波导演离世的种种因由，也不想讨论这部电影的艺术价值，我只想聊聊电影中的人物，和他们各自的绝望。
在全市最差的高中里，韦布、李凯、黄玲都在苦苦挣扎。
在畸形家庭中成长的黄玲与教导主任暧昧不清，在绯闻视频疯传之际，她选择逃离；同样缺少家庭关爱的韦布，在一场意外中身陷囹圄，随着一连串的反抗无果之后，他也选择逃离；受到校园霸凌的李凯，一心想掩盖被欺辱的事实，可最终依然把枪口对准自己。
黄玲和韦布的绝望让人窒息，他们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痕逃离，但原生家庭是每个人都逃不过的浸染。心理学家弗兰克·卡德勒在《重建自我》一书中曾说，
“生命中最不幸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磨难多来自家庭，并且，这种磨难是可以遗传的。”
黄玲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磨难便是父爱的缺失，而母爱也随着母亲常年酗酒被消磨殆尽，青春期的她变成了一个得不到爱的孩子，所以才会把教导主任对她些许的好当作爱。而韦布，和暴躁父亲的关系日渐崩坏，又继承了母亲的软弱，他连反抗都带着怯懦。
《欢乐颂》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成年后遭受的所有不幸都归责于原生家庭，而是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原生家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影片里的另一个主角于城，在家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因为大家更爱他的弟弟于帅。但当于帅出事时，他不得不为之奔走，否则就会被母亲骂“不要脸”，被全家唾弃。似乎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弟弟更好，所以成年后的于城，没有自我。
当然，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也不都是负面，黄多多的大气、懂事，都源自黄磊和孙莉对女儿宠而不溺的爱，而黄孙夫妇数年不变的感情让多多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这也保留了她内心的童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像黄多多那样幸运。
英剧《梅尔罗斯》中，卷福饰演的帕特里克从8岁开始被父亲性侵，同时又被父亲威胁说，如果敢说出去，就杀了他和妈妈。直到父亲死后，40岁的帕特里克才有勇气向母亲吐露心声，可换来的却是母亲一句云淡风轻的“Me too”。
也许对父母来说，帕特里克的出现根本就是个意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在乎他。所以成年后的帕特里克吸毒、自恋、精神分裂，甚至有自杀倾向。
而黄玲、韦布、于城，他们的出现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或许也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个累赘。所以黄玲的母亲才会对她不管不顾，乃至讥讽她出去约男人；所以韦布的父亲才会对他恶语相向，乃至全家人都轻视他；所以于城的母亲才会只关心于帅，而对他肆意打骂。
他们都是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孩子。
没有人在意他们经历过什么，大家只会说，黄玲勾引教导主任，是个婊子；韦布是个怂包，可以随意欺辱；于城脑子有病，故作高冷，一事无成。
探讨原生家庭，并不是要为个人的颓废和失败找借口，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说，
“我们在谈论原生家庭并非是在怪罪家庭，而是在寻找个人成长的原因，同时，我们都可以对此做出改变。”
也就是说，只有在承认原生家庭的影响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自我救赎。但救赎，多难啊。
《梅尔罗斯》里，40岁的帕特里克在父亲死后，自以为已经走出了那段阴影，才有勇气向母亲说出自己被父亲性侵的事实。但当他得知母亲从头至尾都是知情者时，耗费数十年修补好的心理防线再一次崩塌，他的一生注定要背负着来自父母的恐惧，他逃不开宿命。
英剧的例子可能过于极端，可原生家庭的影响力从来不容小觑。高晓松在《奇葩大会》上说，自己直到40岁以后才渐渐摆脱对原生家庭的不满，真正走了出来。而黄玲、韦布、于城，他们还年轻。
黄玲和韦布去满洲里看大象，去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他们最终会与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他们是幸运的吧。而李凯，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李凯的故事里，都是校园霸凌的伤口。
他被于帅拍下了尿尿的视频，因此偷了于帅的手机。在整个影片里，我们看不出李凯成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中，但可以想见，他必定是信任父母的，否则，他不会在韦布向他求助时，选择把消息告诉韦布的父母。但在学校的遭遇，李凯并没有对父母说，因为内容太过羞耻，触碰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底线。
李凯本以为偷了手机就没人能知道他的事，但当于城嘲笑着对他说“你就是那个尿尿的小孩”时，李凯绝望了。他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他朝自己开了一枪。
没有人会在意那段视频对李凯的影响，他们只会说“至于么”。就像在现实中，面对许多被霸凌者的例子，他们也会说：“至于么？”
2016年，GS杂志与QAF中文站联合制作了一部校园欺凌纪录片《伤痛》，受访者有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也有旁观者，唯独没有施暴者。借用片中一位受访者的话，
“真正的施暴者不会记得这些事情，只有被欺凌者才会记得，因为曾经的经历对被欺凌者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磨灭的。”
在受访者描述的经历中，被欺凌的方式各不相同，有性侮辱，有恶作剧，也有言语谩骂，故意排斥，但无一例外的，他们的老师都未曾重视，更有甚者，与施暴者为伍。
回到电影中，于帅是校园霸凌的施暴者，而李凯、韦布，还有许多其他不知姓名的学生，都生活在于帅的欺凌下。教导主任对此不仅全然知晓，甚至还会调侃被欺辱的学生。对他来说，这所全市最差的学校里都是全市最差的学生，学校要拆了，他要去新学校了，而这些差生们长大后都会去卖烤串，所以学生们的遭遇与他毫无瓜葛。
纪录片《伤痛》里，所有受访者都提到“老师的作用”，他们说，如果当年老师肯为自己说哪怕一句话，对受害者而言都是莫大的鼓励，但老师们没有。老师们和施暴者一样，嫌弃那个被欺辱的孩子，在孩子的父母提出转班时，老师们不得不用“谁班上人少就去谁的班上”的理由安置他。老师们觉得这些受欺负的孩子性格有问题，精神有问题，心理有问题，家庭有问题。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被欺负。
值得庆幸的是，纪录片中的受访者在长大后都放下了那段伤痛，他们原谅的不是当年的施暴者，而是多年来活在阴影下的自己，他们放过了自己，但施暴者永远不值得被原谅。可惜，电影中的李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学校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经历的一切挫折都会让他们幻想成年后的生活。也许成年后，离开学校这个圈子，就会有选择美好的权利。
但成年人的世界——混杂了物欲的世界——只会更丑恶。
电影中的另一个人物——老人王金，在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的年纪，被儿女逼迫着卖房、住养老院，因为儿女要给孩子换一套学区房。现在，全家五口人挤在王金的老房子里，可王金宁愿睡在阳台，也不愿去养老院度过凄凉的晚年。但他没有和女儿直言，只是以养狗为借口。
儿女，太习惯对父母索取。就算自己已然成年为人父母，就算凭借一己之力真的没办法承担高涨的房价，就算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我们就该榨干父母吗？
女儿从来没有真心聆听过父亲王金的心里话，只会在与父亲相伴十数年的狗死了之后说，“死了也好，这样就可以安心去养老院了”。王金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汲取的资源库，在榨无可榨时，就弃如敝履。
总是天真地以为，在历经世间苦痛之后，岁月会对年迈之人温柔一些，可世界从来冷酷，不管你是牙牙学语还是步履蹒跚。
老人王金在自己的狗被咬死之后，曾去对家讨说法，但却被误解为讹钱，他被年轻人侮辱，被谩骂，被轻视，可王金想要的，不过是一声道歉。在他被意外卷入韦布的逃亡计划时，这个退伍老兵被街道混混们围堵，被威胁，被推搡，可儿女却避之不及，只有不谙世事的外孙女迎上来叫“姥爷”。
王金也逃离了，即使他在中转站对韦布说“离开并不能改变什么”，可他自己还是选择离开。或许他想看看那头大象在那儿坐了那么久，有没有看到一丝世间的善良与希望。或许和韦布、黄玲一样，他也期待着远方的大象能为自己糟糕的生活带来一丝改变。
可那头席地而坐的大象，真的代表着希望吗？
《大象席地而坐》改编自导演胡波的同名短篇小说，在小说的故事最后，胡波这样写道：
“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吨重，能坐稳就很厉害了，我几乎笑了出来，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
大象并不自由，它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在那儿等待死亡的降临。而看到它的人，也并未得到救赎，他们被压倒在生活之下，死在大象脚下。
不管在哪儿，生活都是一个样。
所以王金对韦布说，“你能去任何地方，可以去。到了就发现，没什么不一样的。但你都过了大半生了，所以之前，得骗个谁，一定是不一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懂，你在想别的。我告诉你最好的状况，就是你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边那个地方，你想那边一定比这儿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决好这儿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像小说一样以悲惨结局收尾，导演胡波还是给了观众希望，也给了韦布、黄玲、王金一次选择的权利，可胡波自己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愿天上的那头大象不再坐在原地，而是载着胡波在灿烂星空中徜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