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出身于无锡名门望族，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排行老四。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无所不能”，他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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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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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锺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粘在纱布上的末一丝脓连根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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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钱锺书学成归国，被母校清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破格聘为教授，前往昆明。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在上海，她不再是钱锺书一个人的贤妻，而要学会做一大家子的贤媳。
钱家是传统大家族，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有“江南才子”之名，与杨绛父亲那种留学归来，投身革命的开明作风自然大不相同。早在结婚时，杨家办新式婚礼，钱家办旧式婚礼，杨绛一进门就磕了不少头。
当时，杨绛和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处。时局混乱，住处逼仄，杨绛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不便公然看书，好像看不起妯娌姑婆，就借了架缝纫机，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为钱锺书和圆圆做衣服。有时婆婆也请她给小叔子缝点东西。杨绛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却默默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事，敬老抚幼，诸事忍让，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锺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锺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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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母亲生于生意人家，小名细宝，婚后杨荫杭给她改名唐须嫈（音同英），很是古雅。杨荫杭鼓吹革命，被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和美国求学，一去4年多，唐须嫈就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妯娌生活。杨荫杭回国后，不论南下北上，唐须嫈总携儿带女同行，把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无所不能”。在杨绛的记忆中，父母没吵过一次架，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这种和睦的夫妻关系在旧时代很少见，深深影响着杨绛：“我们姐妹中，3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谨以此摘录纪念杨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