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号，即《红色土司》在全国院线上映的日子，和一位同样也在西安的老乡去看一场电影——一场在诺大一个观影厅只有两位观众的电影。
11月2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一，我站在天桥上，天桥下面，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天桥上面，是熙熙攘攘的人们。我要走过这座天桥，去看那场电影，我知道观影的人不会多，因为这是一部羌族的电影，而羌族，只是一个人口并不多的民族；因为这是一部遥远的电影，遥远到红军长征途经的毛儿盖草原，遥远到我看见故乡的山与草原。但我不知道的是观众只有我和老乡，也许，只是因为星期一的下午六点半，我和老乡恰好是闲人吧。
在这之前的半个月，我看到不少朋友宣传《红色土司》，甚至已经看到影评，真是一点点羡慕加上许多的期待。
我看过许多革命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但《红色土司》不是一朵影视剧汪洋里的普通浪花，至少，对于我——一个羌族人来说，不是。《红色土司》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第一部羌族红色革命电影。将红色加在土司前面，那就是羌族人的革命了。这部电影填补了我对家乡民国时期想象的空白。虽然早已知道红军长征时经过了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画卷，但我却未曾想象羌人遇见红军，该是羌族史上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安登榜，也就是《红色土司》的主人公，唯一一位本人参加了红军的羌族土司，无疑留给世代的羌族人以精神的寄托。
安登榜，40岁便因叛徒的出卖倒在了国民政府军的枪下，一个羌族土司倒下了，但是他将一个红色的五角星传递到了更多的羌族人手里。革命的星火，几乎可以说是遍布神州大地，每一个地方，都有善恶不分的官军，每一个地方，都有愤然而起的人民，当《红色土司》把镜头面向八万平方公里阿坝大地，面向群山里的羌民族，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具象：叠溪地震，生灵涂炭，国民政府却不顾不管，是土司，去搭救自己的同胞；羌族的土司，他要反抗这黑暗的政权；羌族的人民，已经和这群山融为一体，进化出耿直的性子，他们说“赤匪也是匪，加入就要投名状”、他们说“你们就是土匪哦”，我听着那口浓厚的川西高原上的四川话，我知道，我说出来，也会是这样的语气和内容。片中没有展示太多安登榜死后的长征进行曲，都知道，这场被称为“牦牛革命”的征途是胜利的。
以前看的片子，均是别处的革命，有了《红色土司》，我看到自己的民族，她在与时间共进的历程中站在了良善的一边。历史，终究会给同一个民族的人们打上同样的印记。就像片子里说的：“只要有一个羌人活着，我们就永远活着。”
本片最让我浮想联翩的是那场地震，叠溪地震，总是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我浅薄的阅历，我感觉我的民族的确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多难兴邦，多难兴邦。
虽然现在家乡正在大刀阔斧地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俗文化被发扬，旅游也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我依然无法在繁华中安放我自己。我只觉得我如果回到家乡，看见无言的大山，奔流的岷江和种着庄稼的田野我才可以宁静；我只觉得我如果回顾历史，我看见我的民族奋力为自己争取自由，与灾难抗争，这才让我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