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的秋季，我母亲将弟弟何群留给她的养老钱400万拿了出来，捐给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是北京电影学院自建院以来收到的第一笔私人捐款，当时有媒体就此事做了报导。巧的是，曾经陕西黄陵县化肥厂的老同事、老朋友赵向军看到了这篇文章。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东西，发在网络上。文章中有一段，提及当年我们在黄陵县化肥厂里读书的情景。他在文中写到：“上世纪70 年代初期，我与何布同为从下乡知青中招工到化肥厂的学徒工。何布瘦瘦的身材，相貌清秀。人聪明，笛子吹的好，是厂里宣传队的队员。我和他相熟来自于他总是有一些 读不完的，当时被禁止的文艺书籍，例如：《简爱》、《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等。从这些书籍中，我知道了除过高尔基、鲁迅，世界上还有雨果、狄更斯、奥斯丁、契珂夫、巴尔扎克……许多的大文豪。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些书籍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学习与职业生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书馆任职的孙碧霞老师，为了儿子成材，把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寄给远在陕北黄陵化肥厂的儿子，何布又把它悄悄拿出来分享给王琦、韩晓东和我等几个好友。那个时候看这些书，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赵向军的这段描述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在化肥厂的那些年，是我人生中最苦闷、最悲观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失眠，睡觉前甚至吃两片安眠药也不管用，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瞪着眼睛想心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因为爷爷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的右派身份，这种出身当年归类为：地、富、反、坏、右，被称作黑五类。这样的家庭背景让我感到深深的自卑。再加上看不到前途，又不甘心这辈子困在曹家峪的山沟里，我陷在了无法自拔的困扰中。当时的心情说绝望，或许有点过头，但说无望，一定是真真切切的。
7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需要，父亲从北京郊区的劳改工厂，被下放到河北邢台地区的隆尧县，一个叫野井的村子。那个地方土地贫脊，因为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粮食产量非常低。干一天的农活，挣十分工才算是满分，而满分也就合一毛多钱。父亲的体质差，当时患有甲状腺亢进的病，还有严重的胃溃疡。他每天辛苦劳作下来，也只能挣六分工，连一毛钱的收入都不到。就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父亲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信心和期盼。父亲在给我写的信中，常常谈的都是文学，艺术，音乐，人生的理想，报效祖国等等，而且每封来信都像一篇篇散文。记得，有封信是这样开头的：”天，渐渐地黑下来，老乡们都去村头场院看电影去了，好像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安静。我坐在炕上，将小油灯再拨拨亮，铺开信纸给你写信。儿子，说点儿什么呢？让我们谈谈契珂夫吧……”。那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俄罗斯作家契珂夫的作品。奇怪的是，文革期间中外文学作品，太多太多的书，都被批判成了大毒草，契珂夫却偏偏漏网了。父亲曾模仿契珂夫的书写风格，写了几篇短篇小说。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契尼亚珂夫。父亲来信谈文学，谈艺术，谈理想和报负。我给他回信，说点自己的感概和苦闷。那段时间我们父子大概前后有二十来封通信。靠着这些书信，彼此支撑着，不至于在无望中沉沦。父亲的信里有不少语言非常精典，极似文学作品中的箴言。我把它们认认真真地摘抄在一个黑皮本上，起名为《契尼亚珂夫父子信札摘抄》。多年以后，在几次搬家中，这本记录着当年真实思想的黑皮本，也不知道遗落在了哪里，至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的妈妈，从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时候起，一直在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七十年代初，下放外地的学院师生从河北石家庄地区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撤回北京。虽然当时依然在文革运动中，图书馆的工作却逐渐步入正常。所谓正常，并不是学校开始招生了，图书馆开放了，而仅仅只是去上班打扫打扫卫生，整理整理书库而已。我妈妈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图书分类编目专业）。她懂十几国的文字，对整个学院图书馆的书目了如指掌。于是，在边搞运动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妈妈每月从书库中选择出几本经典的中外文学作品，用印刷挂号给我寄来。我看完后，再传给厂里几位喜欢读书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们看书的速度非常快，也必须快，通宵熬夜的看也是常有的事儿，因为我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时间段里，将这几本书看完，然后再用印刷挂号寄回去。北京那边，妈妈只有在及时的收到书后才能放心，然后，再将新挑选的书寄过来。许多许多的世界名著，我竟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阶段读过的。
因为学小提琴，学画画，加上看书。当时在化肥厂里，我的这种行为显得比较另类。不知怎的，可能是出于调侃。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顺理成章，挺自然地就扣在了我的头上。其实，当时在化肥厂里拉琴、画画、练字、读诗的同事有好几位。当年不知道厂领导将我们这些知青在分配工种时是如何考虑的，总之，有那么一点偶然。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合成车间的人似乎和其他车间的人多少有一点区别，碰巧这几位有业余爱好的，恰恰在合成车间的居多。（那会儿管车间不叫车间，按部队的叫法称之为连，连队的意思）。于是，这个合成连一度就被别的连的同事们叫做“反动文人连”。现在想想，一个车间的人如果真的都成了文人，该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情。“文人”，这是一个高山仰止，一般人难以企及和达到的称谓和高度。我们这些仅仅只有中、小学文化的知青，在下班之后不甘寂寞，凭借各自的喜好，在业余的时间里，试图做一点点附庸风雅的努力，仅此而已。大家从一开始的练习，到形成一点初步的成效，基本上就止步不前了。因为没有老师教，我们的水准几乎一直就停留在初级阶段上了。大家把我们叫成文人，还是“反动文人”，这个玩笑开的，实在是不敢当，太高抬我们了！
文革期间，大家都以大老粗为荣，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没文化，强悍、粗糙，似乎才有可能融入革命的阶级中去。当时，还提倡一种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名曰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如果同事之间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能够当面交流、批评指正，也算光明磊落，问题是，告密、揭发这种下作的行为在当时也是被鼓励的。终于有好事之人到政工组打小报告了：何布经常偷偷的看黄色的、反动书刊……。有一天，我被化肥厂政工组传唤了去，约谈我的是一位姓王的主任，“有革命同志反映你经常读黄色书刊，为了调查清楚，我们拆开了北京寄给你的邮包……”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我特别的紧张，心跳的好像要从胸口蹦出来。我担心书被政工组沒收，万一这样，不仅无法向妈妈交待，甚至有可能会给妈妈带去无尽的麻烦。慌张中，我看到桌子上那早已被打开的邮包中，露出的是鲁迅文学作品的单行本，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点鲁迅。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硬骨头精神，我读鲁迅的书应该没有什么错吧？”。政工组的王主任当时挺尴尬，“何布，书你可以拿回去，但革命同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恐怕看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书吧，总之，你以后看书一定要注意了……”。自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书就格外的小心翼翼，起码要给书的外面包一个书皮，做一个伪装。
1980年我回到北京上学，入学不久，用助学金把鲁迅作品的单行本一本本买齐，我抽空再读了一遍鲁迅。一九九六年，我和王琦等几个朋友开了个书店，进货的同时近水楼台先得月，又给自己买了一套精装再版的《鲁迅全集》，我恭敬的将这套书放在书柜最显著的位置上。之后，我沒再读过它们，仅仅为的是留下一个完整的纪念。
现在回忆起来，曾经读过的这些书带给我巨大的精神营养和慰籍，它们让我受用了一辈子。我认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在那个读书的阶段一点点成熟起来的。曾经那是一个文化几近荒蕪的年代，在十年的动乱中，我们这些被称为知青的一代人，在最好的青春年华，最佳的学习年龄段时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学业被荒废了，人也几乎被废掉了。这一代被称之为知青的人陆续回城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太多的人被下岗，被边缘化，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个弱不是指身体上的弱，是文化知识方面，是精神层面上的，而这方面的短板和缺失，靠后天的弥补非常不容易，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更何况，沉重的生活负担早已将这一代人压的难以喘息，哪里还有精力去自学成才呢。而我却是何等的幸运，我感恩生我养我的父母，我更感恩在我成长的路上，在那苦恼，甚至绝望，最需要精神力量支撑和呵护的时候，您们用您们的坚靭、修养、信念和实实在在的付出，给予了我自强不息的力量。我的父母，他们一辈子视金钱为身外之物，视名利为眼前的浮云，他们的身教重于言教，教我做事做人，让我终身受益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