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尤楼薛国宗庙与叔孙通演礼处碑
在山东滕州南境的古薛国故地，官桥镇与张汪镇交界处的原野上，静立着一座见证两千年文脉传承的石碑——“叔孙通演礼处”碑。此碑曾矗立于薛国故城遗址旁、尤楼村古庙附近，默默标记着汉代儒宗叔孙通在此演习礼仪、最终将儒学火种播入汉王朝庙堂的历史起点。
明代诗人郭之奇途经古薛城时，曾赋《见孟尝养士及叔孙演礼故碑》一诗：
时雄因客重，曲学表君尊。
义市齐公子，礼传汉叔孙。
两生终莫致，三窟竟何存。
寂寞荒碑在，徒贻识者论。
诗中“礼传汉叔孙”一句，正道出了叔孙通在儒学传承史上的关键地位。这方石碑不仅是一处地理标识，更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精神坐标，讲述着一位儒生在历史转折处的智慧与坚守。
叔孙通，生于战国末年，籍贯为薛县，即故薛国人。少年时他便乐习《诗》《书》《礼》《乐》，成为当地知名儒生。秦统一后，他以“文学”被征为博士，进入咸阳宫廷。
秦末动荡中，陈胜吴广起义消息传至咸阳，秦二世召问群臣。有博士直言“此乃谋反”，触怒二世而下狱。轮到叔孙通时，他却从容奏称：“明主在上，安有反者？此特鼠窃狗盗耳。”此言使二世转怒为喜，厚赏其帛衣。退朝后同僚责备他阿谀，叔孙通慨叹：“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当夜即逃离咸阳，东归薛地。
这段经历展现了叔孙通在刀光剑影中独有的清醒。他深知在暴政当道时，死守直言不仅无益于国，更可能断绝儒学传承之脉。真正的儒者气节，非愚忠一地一主，而是于乱世中保存文化火种，以待燎原之日。这份清醒，根植于薛地文化中务实而坚韧的精神底蕴。
归薛时，故土已为楚军所占。叔孙通先后投奔项梁、楚怀王、项羽，在楚汉烽烟中辗转流离。时人讥其“所事者且十主”，有违儒者忠贞之节。他却淡然回应：“儒者之守，在守其道而非守其地。道存，则儒学不绝。”
漂泊之中，他始终携儒家典籍，战事稍歇便召集弟子讲学。尤其在故薛国宗庙遗址附近设帐授徒，将《礼》的精义传授乡里子弟。那些肃穆演礼的场景，深深烙印于当地记忆，成为后世“演礼处碑”的历史源头。此碑所标记的，正是一个儒生在乱世中坚守文化使命的精神坐标。
汉高祖五年，刘邦称帝，然朝会之上功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毫无秩序。刘邦深感“为皇帝之贵”竟如此不堪。已投汉廷的叔孙通察知上意，进言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弟子共起朝仪。”
他亲赴曲阜征召儒生，有两位鲁儒以“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为由拒绝。叔孙通叹道：“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率三十余鲁生及百余弟子北归薛地，于故乡宗庙旁“为绵蕞野外”——以绳束茅草定方位，采古礼与秦仪，删繁就简，制定出适合汉初的朝会礼制。
经月余演练，请刘邦观礼。高祖认可后令群臣习学。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终朝无敢喧哗失礼。刘邦喟然叹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却为随行弟子请官，使皆得为郎。儒生们感言：“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定朝仪仅是叔孙通推动儒学的第一步。他持续向刘邦阐述孔子“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礼乐教化对长治久安的根本意义。
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太牢之礼（牛、羊、豕三牲俱全）乃古代祭祀最高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帝王首次以如此隆重礼仪公开祭祀孔子，标志着儒学从百家之一跃升为朝廷尊崇的学说。
这一祭礼，为儒学推开了通往王朝核心的大门。若无叔孙通的持续推动，刘邦或始终视儒学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空谈。正是这位薛地儒生的努力，使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儒家思想对构建统治秩序、教化民心的重要价值，为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石。
宋至明之际，在叔孙通故乡薛国故城遗址内、尤楼村千年古庙附近，人们立起“叔孙通演礼处碑”。此碑不仅标记历史空间，更凝结着地方文化记忆与千年儒脉传承。
碑石所立之地薛国宗庙故地，正是当年叔孙通带领弟子演习朝仪的场所。两千多年前，于此片土地上，一群儒生宽袍广袖，依礼进退，揖让周旋，将古礼精神注入新朝仪轨，将薛地文化基因编织进中华文明肌理。
此碑使抽象历史有了具体坐标。它昭示后人：汉代儒学制度化的关键起点，非仅在长安未央宫，亦在这片古薛国的土地上。叔孙通从这里走出，最终改变了儒学命运；而其精神，又通过这方石碑回归故土，滋养桑梓。
叔孙通被尊为“汉家儒宗”，其贡献远不止制定一朝之仪。晚年任太常时，他持续修订礼制，将儒家礼治思想系统融入汉家制度；于长安推动设立太学雏形，使儒学教育制度化；其弟子多成为汉代儒学传播的中坚力量。
尤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儒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模式，成为后世儒者的重要路径。从定朝仪、劝祀孔，到弟子代代传承，一条清晰的儒学制度化脉络由此展开。数十年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倚仗的正是叔孙通早已铺就的道路。
若无叔孙通在汉初的关键作为，儒学或仍局限于齐鲁之地的地方性学说，难以上升为全国性意识形态；孔庙孔府亦难获历代朝廷持续敕建，发展为举世无双的文化圣地。这位薛地儒生以惊人的政治智慧与文化远见，在历史转折点上为儒学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