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是一个没有故事的长篇故事。
没有故事，是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抑扬顿挫的旋律，贯穿在马伯乐丰富的心理活动和内心独白中的唯一一个故事，就是他的逃亡史：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他就从青岛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整日宣称他的战争理论；听见淞沪会战的枪声，他“克服”了对松江桥的恐惧，逃到南京后又一改吝啬高价买了逃往武汉的船票；武汉会战一打响，他又突破天空中弥漫的硝烟，远望见了陪都重庆的身影……马伯乐，不是在逃亡，一直在逃亡的路上。
对“逃”这个字，马伯乐是很反对的，用他自己的话，似乎应该叫做“准备”更为顺耳——读到此时，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鲁迅笔下孔乙己之“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整本书里，马伯乐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万事他都有个“准备”，而别人没有，尤其是在逃难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他又很擅长悲哀，经常在半夜十分发出对时局、对人生、对自己人生际遇悲哀的孤叹。按照马伯乐的理解，“生了病不过多抽几支烟就好了，可是无聊起来，香烟也是没有用的。他始终相信，病不是怎样要紧的事情，最要紧的是当悲哀一侵入人体，那算是没有方法可以抵抗的了，那算是绝望了”。于是这种自叹自恋的悲观气氛，在不断逃难的背景下发酵出许多病态的悲欢离合。这种奇葩的病态精神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终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这种暗淡的生活，暗淡了六七个月。但是光明终于是要来到的。什么光明呢？武汉又要撤退了。马伯乐说：‘又要逃了’。于是他聚精会神了起来。好像长征的大军在出发前夜似的，又好像跑马场的马刚一走出场来似的，那种饱满的精神是不可挡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这短短的一幕，简直是马伯乐一生所逃的真实写照，尤其是那“饱满的精神”，讽刺之极。
如果我们非要给马伯乐画一幅素描，那的确是相当难的。一方面，简单的画笔无法勾勒出他自叹自恋、时悲时喜时怒等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心理活动；另一方面，马伯乐本身具有的言行思想的两面性也的确很难刻画。逃亡拮据时他可以置个人形象于不顾，穿着邋遢毫无怨言地蜗居在黑暗密封臭气熏天的出租房；而一旦资金到位手头宽裕，他又立即摆起中产阶级的架子，内心生起对其他人的鄙——更何况，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那两句——
“真他妈的中国人!”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的口头禅更是入木三分，胜过纸面的千言万语，胜过画页的千万线条。
马伯乐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蛀虫，好吃懒做，不学无术，满脑子惦记的都是怎么从父亲那里抠点钱，怎么保证自己过上衣食无忧的闲淡生活，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对自己缺乏担当感，对家庭缺乏责任感，对社会缺乏使命感。出现问题不论大小，想到的第一反应便是逃。这种逃跑的人生哲学，流淌在他的血液里。
他脑海中想的永远是宏伟的计划、民族的大义、仁义的道德，但就像手中那一笼“久味居”的包子，撕掉那层皮，只剩下一群围绕着馅儿飞舞的姣绿姣绿的苍蝇。
当兵打日本，只不过是马伯乐追求个人利益、自我满足、自我麻痹进一步实现“自我升华”的借口。在这个未结束的逃亡故事里，马伯乐至少三次生出想要当兵的念头——蜗居上海，尝试假借当兵的借口写信，仅仅是吓唬父亲欺骗太太解决自己逃亡中面临的经济困局；初到武汉，阐述要当兵献身的民族气节，不过是为了巴结巴结王老先生，顺便蹭个热点给自己脸上贴贴金；等到与爱幻想的王大小姐出轨失败后听到抗战的歌实在好听，又生起当兵的想法，那也不过是自我满足自我亢奋的形式主义罢了。
但萧红用一句话就揭示了他真正的想法：“街口上伤病何其多，伤病为何这么多呢？难道说中国方面的战况不好吗？那逃难就得更快逃了”。
好在马伯乐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战士，“荣誉战士”。
有意思的是，马伯乐的三个孩子恰恰是他所有性格的集中体现。长子大卫，弱小，神经质，机警，胆小，而马伯乐一碰到外国人就点头哈腰赶紧地“Sorry”“Sorry”，与此无异。次子约瑟，勇敢，野蛮，凶横，不高兴时喜欢打别人，这又是马伯乐性格里的另一面——对弱者的欺负丝毫不脸红，如在武汉听到有人讽刺广西军队穿着单裤，他上手就以“扰乱军心”的罪名鞭笞这个卖麻花的六十岁老头。女儿雅格则代表内心未泯灭的童真，实际上在马伯乐的性格里，恰恰还有着尚未泯灭的羞耻之心——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逃往汉口的船上，面对太太说买艘破船通融一下上保险，不沉赚船票沉了赚保险，马伯乐坚决拒绝，他的回答是：“这是良心问题”。
实际上萧红以马伯乐为中心，描绘了一批在国家危难时机，麻木不仁的群体形象。马伯乐的穷朋友们如小陈等人自不必说，典型的还有二人。其一是南京开往武汉的船老板，在“星期论文”中大放厥词“为国家为民族”，且以“汉奸”的论调占据道德高度，但这严肃的演讲一转身，就道出“这船翻了，我去领保险费；这船不翻，跑一趟就对付二三百”的丑陋面目；其二是王老先生，身居物价评判委员会的职务，“半月开一次会，大家谈谈，讨论讨论”，然后背地里屯煤低买高卖大发战争财，“三天就赚五分，五天就是一毛的利……”。这些残缺的人性在残酷的战争状态下是多么的顺其自然多么的心安理得。整个国家就像那艘破旧的摇摇欲沉的破船，又像被炸毁的松江桥，强壮的男人如风似箭地挤过去，老弱的或者孩子毫无抵抗被哗啦哗啦地挤掉河里，这个所谓优胜劣败的哲学，在国家危亡之机，在这个麻木的群体形象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小说里的马伯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逃亡之路，接下来还有重庆、香港，甚至海外；而现实中的当代马伯乐们，也跟阿Q一样，大有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