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 年秋天，“二战”激战正酣。一个下午，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时聊起一则消息：据说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针对希特勒的谋杀案。
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
马尔康姆则反驳：这种行为不符合英国人的“民族性格”。
似乎是无伤大雅的争论，却导致了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的断交。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五年之后，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的马尔康姆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那么生气并与之断交——那封信里，关于他们的争论，维特根斯坦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简单幼稚得令人吃惊。我发现研究哲学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并没有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苛刻和较真，而我们大抵不会遇上这么矫情的老师。马尔康姆的错误多数人常会犯——就是通过一个抽象的概念来作为答案，试图作为结论盖棺论定。
说上海人都很精明小家子气、河南人都是骗子心很黑、东北人都爱吹牛皮、新疆人擅长偷东西……诸如此类，全都试图通过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进行归纳，从而方便自己的认识。
这是我们在应对巨量信息时形成的一种本能，降低思考所消耗的能量，本是无可厚非，却也极容易成为固化认知的框架，并常常接纳其倒果为因的合理性，于是狭隘的偏见自然就形成了。
因为一直以来对太平天国是农民反抗满清暴政起义的定位，使我们更愿意相信其正义性，而无视这场革命造成了超过二战的人口死亡数；
因为史书一贯强调道德品质的重要性，使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个遵守祖制的海瑞是个好官，却看不到他几乎一辈子没干出过什么政绩；
因为苏东坡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使得我们更相信靠文才就能当个好官，基本不会注意他在治水、理政方面的突出才干……
这样的偏见的例子举不胜举，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于是推理出了合理性。而很多能让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比如为那些打动人的励志故事，大抵都沿着逆袭的套路，强调了勤奋努力的重要性，忽略了环境、时代的背景和相应的趋势——毕竟，谁都看不见风，只能看见飞在天上的猪，那头猪就是精彩而抽象的答案了。
事实只有一个，但一个事实却有千万面，人因为自己的局限，往往只能看到自己认同的那一面，很少有人能面面俱到、看到一个事实的全貌，结果各人还是各有“事实”并各自相信。相信很正常，但我们很容易把“相信”变成了“认为”，加上了自己的观点去巩固这一切，这就构成了我们各自傲慢和无知的铠甲。
更可怕的是，随着知道越多、经验越多，这种巩固的力量反而越强，人也越发自信——我们并不容易接纳自己不认可的观点，更趋向于接受自己认同的方向并不断强化佐证这一切，而对于那些并不认可的，就巴不得盖棺论定，用一个概念或者结论进行回避或无视。
所以说，就算我们懂了很多道理，也过不好自己的一生，不止是因为绝大多数道理没有融入实践，更因为这些我们“懂了”的道理是被我们的理解能力所提炼的，大抵已经和实践无关了。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如果学习哲学的人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止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这句半个多世纪前的观点至今仍让人深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