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个在宦海中失意的人，被侍妾王朝云戏称为“一肚皮不合时宜”。

从苏轼在官场上的表现来看，他首先是一位“能吏”。作为一名常贬外方的官员来讲，苏轼在地方上的政绩颇善，口碑亦佳。然后才是一名“贬官”。苏轼大半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虽然赞同变法，但反对操之过急和急于求成的变法。在司马光重返朝堂之后，苏轼又因为反对“尽废新法”而受到旧党的斥退。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两边不讨好反而成就了他一生功业所在都在远离朝堂的地方完成。正如他的调侃：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个三个地方，离汴京开封是越来越远。

作为一位“能吏”，却与朝政格格不入，苏轼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王安石的变法发端于宋神宗一朝，在过去的教科书中，王安石推行的变法等同于改革，我们看重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成功与否，反而忽略了王安石想改变的是什么？“变法”若得不到当朝皇帝的首肯和支持，寸步难行。所以变法的核心问题是，宋神宗想通过王安石推行变法得到什么呢？读北宋的历史，“边事”是北宋面临的巨大压力，而要应对这一局面，到了宋神宗这一时期，要想有“强兵”，就需先“国富”。王安石的办法就是用理财来富国，用富国来支持强兵。这里需要区分的是，用兵与富国是宋神宗掌握的事情，而王安石为达成以上两项目标，他要做的就是理财-----保障朝廷的财政收支。

国家的财富并不是由国家产生，国家的财富取之于民。在强兵、富国这样的政策和目标之下，有一项内容是与这个目标相冲突，那就是“惠民”。财富不会无端端产生出来，国富未必等同于民富。读历史，在国富的背后，常常出现的是“民穷”。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藏富于民”和“不与民争利”是“致君尧舜”的理想主义，但现实是，皇帝急需用钱，尤其当边患蠢蠢欲动时。当强兵与富国成为最先要实现的议题时，是很难找到与“惠民”相对应的平衡。

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操之过急”，并非是王安石的“执拗”。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是富国与强兵这一政策目标的紧迫性容不得拖沓。对于“变法”一事来讲，它的正确性也需要效果来验证。王安石遇到的是年富力强的宋神宗。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语，也为处在变法漩涡中的宋神宗提供了托辞。

作为“谤讪”朝政的苏轼，他看重的也同样是富国与强兵，但他与王安石的不同是，变法能否做到”惠民“或是“不扰民”。对于操之过急的政策，具体实施起来，我们可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王安石的变法要实施，需要的是高效推行圣意、迎合圣意的政治氛围，从这一角度来看，苏轼的“乌台诗案”更像是精心挑选和恰逢其时的事件。苏轼以为是诗，宋神宗需要的是在诗外。从苏轼个人宦海起伏来看，因变法一事而引起的党争一直贯穿了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朝，在神宗一朝，仅仅是将政见不同者排除在朝堂之内，外放边地，到了哲宗一朝，则是将异已者置之死地任其生灭，徽宗朝时，异己成为了败坏朝政的“奸党”。

苏轼辗转的命运，成就了他的诗名，却也让苏轼成为距离朝政最远的一位旁观者。那些摆弄苏轼于指掌间的权臣，从表面看是坚持变法的，而事实上应该是执行圣意最彻底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在宋神宗死后有九年时间里，司马光重返朝廷推翻了一些王安石设立的一些新法，但历史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在司马光、苏轼精心教导下的宋哲宗即位主政之后，这些人反而被宋哲宗一一驱离。

王安石的变法到底有无成效，或者说是否成功，还有待历史的厘清和评述。但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表现在政治上。我想，无论是宋神宗、宋哲宋，还是宋徽宗，都品尝到了一个比肩执行圣意的朝堂给在自己带来的舒适感。在新旧党争的起伏中，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变法的内容，而是揣摩圣意的风向。这一点，对于苏轼而言，他始终无从适应。

在阅读朱刚先生的《苏轼十讲》之后，再翻阅赵冬梅女士的《大宋之变》，就更加能体会到朱刚讲述苏轼这个人的过程中那些引而不发的收敛。也借助《大宋之变》一书的梳理，我们看到在皇帝权力与官僚系统之间的相互调适。由此可以想象，在今日被我们认为是诗人、文学家、史学家的苏轼、司马光、秦观、黄庭坚等人，是他们那个时代中参与调试失败的一群人。在政治上的普遍失意，无意中换取了文学上的得意。在“元祐奸党碑”林立各地不久，北宋也不可避免的走入覆灭之路。按照赵冬梅女士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它里面先烂了，已经是一个“朽画船”-----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比喻。这个朽画船是经不得任何一点风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却是那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灭亡是它的应有之义。

《苏轼十讲》就此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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