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桢”
——杨维桢与《剪灯新话》及其它
作者：弘虫
中国古代第一部禁书是《剪灯新话》。这是一部短篇传奇小说，作者写此书的宗旨是“劝善惩恶”，主要叙述灵怪、艳情之类的故事，故事里充斥着因果报应和迷信色彩，小说问世后即赢得人们争相诵读。明正德年间，此书因“扭曲的情欲表现”而遭禁。用现在的眼光看《剪灯新话》，已看不出异端邪说，但这部小说在当时却是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下开《聊斋志异》的先河，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不可抹煞的地位。
小说作者署名钱塘瞿佑（字宗吉）。但是自《剪灯新话》问世以来，关于作者到底是否瞿佑，一直有人在提出质疑。质疑者一致认为：《剪灯新话》的作者是杨维桢。
一、《剪灯新话》作者之谜
明代笔记作家王锜（1432—1499）在《寓圃杂记》卷五这样记载：“《剪灯新话》，固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此周伯器之言，得之审者。”
这是最早对《剪灯新话》作者提出质疑的人物。在王锜看来，《剪灯新话》的确不应该流传，且它的作者也不是瞿佑，而是杨维桢。是杨维桢因大雪受阻，在杭州富氏（富子明）家留宿，用了不到两个晚上写成的一本书。后来富氏养婿瞿佑偶然得到这部书稿，自己再加进去三篇，故属于“窃名”之作。王锜最后交代，说这是周伯器说的话，他的话应该是确凿的。
明代大臣、藏书家都穆（1458—1525）在《都公谈纂》中记载：“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此作，将以贻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有。唯《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周先生之言，岂别有本耶？”
“嘉兴周先生鼎”就是周鼎，就是王锜笔下的周伯器。周伯器当时说的这番话，跟王锜所记大同小异。相同之处是，瞿佑将杨维桢的作品“掩为己有”了。不同之处在于：一、杨维桢留住富子明家的时间，王锜记的是“两宵”，都穆记的是“旬日”（十天）；二、王锜记的是瞿佑“窜入三篇”，都穆记的是瞿佑窜入“唯《秋香亭记》一篇”。都穆不愧是个藏书家，他在听到周伯器的这番言论后，立即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从《剪灯新话》的文风上看，好像也不像是杨维桢的，难道周伯器说瞿佑“掩为己有”的那本书，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周鼎说《剪灯新话》的作者是杨维桢，不止一人听到过，至少王锜和都穆都听到过。周鼎，字伯器，嘉善西塘人。明学者、藏书家、书画家。自幼警敏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博通经史，诗古文辞援笔立就，其绝句独步江南。正统中授沐阳典史。喜藏书，家藏多珍本、孤本。年近九十，修《杭州府志》。著有《桐村集》《疑舫集》《土苴集》十卷。虽然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关于《剪灯新话》的记录，但他无疑是最接近真相的一个人。他与瞿佑（1347－1433）同时存世，他距离杨维桢（1296—1370）去世只相隔三十多年。而且，作为《杭州府志》的秉笔者，他对杨维桢不仅有过研究，也由衷地为之钦佩。《土苴集》上卷第一首诗《经铁崖先生故居》，写的就是杨维桢在松江的故居，《土苴集》下卷中还有一首《读铁崖诗》，是对杨维桢诗歌的称颂。按照通常的判断，周伯器提出《剪灯新话》作者是杨维桢，想必在当时肯定有他的依据存在。
周伯器之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杭州人郎瑛（1487—1566），也站出来说话了，他在《七修类稿》“诗文托名”一节中也提到了《剪灯新话》：“昔宋太史景濂辨“廉仁公勤”四箴，乃王迈实之之作，但西山爱此四铭，特揭座右。自赵松雪误言为西山之作，世遂成讹也，辩证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奈何一讹之后，虽名人学士，不复知也。如杜律虞注，乃元季京口进士张伯诚所注，今西山所刻七言注解，黄海亭后跋，已悉之矣。《剪灯新话》乃杨廉夫所著，惟后《秋香亭记》，乃瞿宗吉撰也，观其词气不类可知矣。《香奁集》鄙亵者非杨廉夫，乃韩致光之诗。然三者非欲借重于人，则一时刊误，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郎瑛举了三个将作者搞错的例子：一、“廉仁公勤”四箴，宋濂已经辨明它的作者是王迈实，而不是西山（真德秀），但后人听信赵孟頫（松雪）的话，反而把真相掩盖了。二、《剪灯新话》，是杨维桢的作品，只有最后一篇《秋香亭记》才是瞿佑自己的。郎瑛判断的依据跟都穆不同，都穆考察的是小说语言，郎瑛考察的是小说中穿插的词作，认为只有《秋香亭记》里的词才是瞿佑的，其余都是杨维桢的。三、《香奁集》，鄙陋轻慢之人用它来责怪杨维桢，其实它是韩致光的诗。郎瑛还道出之所以作者被搞错的原因，他说：并非西山、瞿佑、杨维桢非要出名，古代一时的刊误，也可能让后人搞不清作者的真相。
《剪灯新话》的作者之谜，在质疑声中与真相渐行渐远，最终模糊成“据说《剪灯新话》是杨维桢写的”。本文不是为了另辟新说，只是为了找到这个“据说”到底是谁说的，以此证明杨维桢确实写过小说。
二、杨维桢与小说
《剪灯新话》最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编订成帙，以抄本流行，距今已有640年历史。我们现在再来考察它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仍不难发现其中的牵涉。除了郎瑛所说的“词气”属杨维桢外，还有其它地方也引人注目：一是由杨维桢倡导的西湖竹枝词，在小说中大量出现。二是《剪灯新话》中的故事均发生于杨维桢时代，而非瞿佑时代。三是个别小说确实由杨维桢作品改编的痕迹，如《绿衣人传》完全脱胎于杨维桢的《南楼美人传》。
《绿衣人传》讲的是人与鬼的爱情故事。书生赵源和女鬼绿衣人，前世同为南宋权臣贾似道家的奴仆，两人恋情暴露后，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双双被贾似道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绿衣人活着没有爱的权力，死后化鬼也要与所爱之人相会。她晚上出来与赵源相会，白天离开。后来绿衣人又把前世姻缘全盘道出，赵源方知真相。三年后，绿衣人魂飞魄散，赵源感恋其情，栖灵隐寺，出家为僧。
《绿衣人传》套用了《南楼美人传》的框架及爱情故事，只是在小说中间部位插入了贾似道的误国与罪有应得。如果把穿插的千余文字删去，两篇小说看上去几乎就一模一样了。这里引杨维桢《南楼美人传》如下：
葑溪刘天骐，少尝中秋夕独卧小楼，窗忽自启。视之，一美人靓妆缟服，肌体娇腻，真绝色也。天骐恍惚不敢为语。已而揽其袪，乃莞尔纳之。天骐曰：“敢请姓氏，终当倩媒以来聘耳。”美人曰：“妾上失姑嫜，终鲜兄弟，何聘乎？汝知今夕南楼故事，只呼南楼美人便已。”天曙，嘱曰：“君勿轻泄，妾当终夕至。”语迄，越邻家台榭而去。自是每夜翩翩而至，相爱殊切。一日，天骐露其事于酒余，人曰：“此莫非妖也？君获祸深矣！”迨夕，美人让曰：“妾见君青年无偶，故犯律而失身奉君。何泄我枢机，至人有祸君之说？”遂悻悻而去，将岁杳然。天骐深忿前言，但临衾拭泪而已。至明岁秋夕，尝忆前事楼中，朗吟苏子瞻《前赤壁赋》云：“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歌未罢，忽美人仍越台榭而至，曰：“妾见君朝夕忧忆，又为冯妇。”相与至夜半，美人潸然泣曰：“风情有限，世事难遗。闻君新婚在迩，今将永别。不然，不直分爱于贤配，抑将不利于吾君。”天骐稍悟，犹豫间，美人不见矣。天骐婚后，更无他异。
如果把这篇《南楼美人传》放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读者肯定难分伯仲，但杨维桢的这篇小说却比蒲松龄早了整整三百多年。杨维桢的小说通常冠以“传”“志”“录”。我们现在往往被这几个字眼所迷惑，以为那是人物传记，其实不少篇章恰恰就像《南楼美人传》那样，是杨维桢“子虚乌有”编出来的文言小说。如《青眼道人志》《一默老人传》，构思十分奇特，读者极易上当受骗，其实这两篇写的都是杨维桢自己，他巧妙地将自己伪装隐藏，以表达自己的真实心迹。如《中山盗录》写了一群盗贼的故事，他们对贪官污吏“刲指”“啖肉”“散财”“焚室”“杀人”“放火”。《舒志录》写了一个舒刺客，从啸聚山林到最后为朝廷尽忠……
杨维桢小说创作的实践与理论，散见于他的作品集，但中国文学史忽视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如今学术界已将“杨维桢与小说”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杨维桢曾有意抬高小说地位；杨维桢对小说功能有独到的见解；元末明初在松江形成了以杨维桢为中心的江南小说作家群等等。
杨维桢也的确有作品送人的记录。他在《有宝志》中这样写道：“杨子为人落魄而寡欲，家之生产、屋庐、推与弟兄，至无家以居；爵禄推与同僚，而身任其过客；有投千金购其文为己，又却金而文亦委与之。”注意他列举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产、屋庐，是祖上留给他的财产；第二个层次是爵禄，这是他曾经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第三个层次是精神产品，是最宝贵的价值千金的文，肯定不是一篇文，而是一部文。有人欲出千金购杨维桢的文，杨维桢“仗义疏文”，不仅没有收人家的钱，反将白白将文章送给了人家。这“却金而文亦委与之”，到底是“委与”给谁的？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如果嘉兴周伯器的话“得之审者”，那么笔者更相信它可能就是送给好友富子明的那一本，也就是后来让瞿佑“掩为己有”的那部文稿。
三、杨维桢与瞿佑
杨维桢与瞿佑的相识，当缘于富子明。都穆《听雨纪谈》载：“富子明，宋宰相郑国公富弼之后。家居杭州吴山上，亭馆有名于时。瞿佑少时为其养婿。”
杨维桢与富子明的关系非同一般。杨维桢先后被免去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职务之后，于46岁那年携家来到杭城谋生。初到杭州，他就与富子明做了邻居。《杨维桢年谱》载：“至正元年（1341）冬，携妻儿适钱唐，居吴山铁冶岭，与姑苏富子明为邻，时造访之。”杨维桢在杭州一住就是七八年，《西湖竹枝词》卷首杨维桢序言中提到：“闲居西湖者七八年。”所以他与富子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瞿佑《归田诗话》中提到：“杨廉夫初居吴山铁冶岭，号铁崖，后迁松江，又号铁笛道人。”说明杨维桢在杭州期间一直生活铁冶岭。后来外出赴姑苏授徒、外出任建德路推官，每次回杭州，杨维桢始终来到铁冶岭，找老朋友富子明，或在这里会友，或在这里留宿。杨维桢在《有余清轩记》中也提到了：“钱唐富子明氏有轩曰‘有余清’，余过杭必馆其所”。由此可知，周伯器所谓的“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一事，就是这样发生的。杨维桢“戏为此作，将以贻主人也”的那部小说，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杨维桢与瞿佑真正以师徒名义进行诗文唱和，发生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这一年瞿佑20岁，杨维桢71岁。显然，杨维桢是从松江赶到杭州来会老朋友富子明和瞿士衡（瞿佑叔祖）的。瞿佑在《香奁八题》中记载了不少细节：“……或过杭，必访予叔祖，宴饮传桂堂，留连累日。尝以《香奁八题》见示，予依其体，作八诗以呈。……廉夫加称赏，谓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驹也。’因以‘鞋杯’命题。予制《沁园春》以呈。大喜，即命侍妓，歌以行酒。……欢饮而罢，袖其稿以去。”传桂堂原为矍佑之父为鼓励瞿佑向学而筑，后来成了以杨维桢为首的“云间诗社”成员唱和的重要活动场所。在这次诗文唱和中，年轻的瞿佑获得了杨维桢“千里驹”的高度评价与肯定，从此，瞿佑在文坛声名鹊起。
元末明初，杨维桢的文名在江南异常响亮。尤其在杭州，他被人称作“第一个有才”的文人。故得他的一句夸奖，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能得他的一部书稿，那确实够得上价值千金的。杨维桢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东维子”，用现在的话翻译就是“东方之子”。宋濂评价杨维桢的文学地位用了“文章巨公”四个字，《明史》评价杨维桢的文学地位用了“尤号名家”四个字。
杨维桢与瞿佑的关系，不仅见于史书记载，也刊载于明代的小说作品。杨维桢走进小说，成为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比起王冕进入吴敬梓《儒林外史》还要早120年。明代有一本短篇平话小说集叫《西湖二集》，刊行年代在明末崇帧年间，作者周清原，别署济川子，武林人。小说共有平话34篇，说的都是发生在西湖上的故事。第一篇《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开篇就写瞿佑得杨维桢赏识、从此名扬天下的事。小说中这样评价杨维桢：“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桢。”《西湖二集》第23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整篇写的是杨维桢好人得善报的事。由《西湖二集》可以看出，杨维桢在明代仍保持着江南“第一有才”的声誉。
杨维桢一生到底创作了多少作品，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史书记载杨维桢有《四书一贯录》《五经钤键》《春秋透天关》《礼经约》《历代史钺补》《三史纲目》《富春人物志》《丽则遗音》《古乐府》《上皇帝书》《劝忠词》《平鸣》《琼台》《洞庭》《云间雅吟》传于世。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有其诗歌约1500余首，以《杨维桢诗集》的形式出版，以《东维子集》《丽则遗音》《历代史钺》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约100余万字，收在《全元文》41、42卷中，其余文集如《富春人物志》等已遗失不见。明代戏曲家臧懋循曾刊刻过杨维桢的《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弹词，均已遗失不见。结合都穆、郎瑛关于《剪灯新话》的作者之辨，杨维桢在世时确有未命名或未结集的小说作品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