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数百年的老屋毁于大办钢铁
祖上传下数百年的几间土筑草盖的茅草房于1959年上半年被强行拆除，其理由是越老的土墙2越肥沃，土墙泥用于下肥沃田地，房上拆下来的老木料运到双古去烧木炭炼钢铁。老宅被拆除我们根据上级的安排，搬到马家沟李光明的房子里居住，被安排房东的较大的厨房里。
家里有母亲和我们四兄妹。父亲已于上年到双古镇参加大办钢铁去了。当时的伙食团设在杨家沟，母亲和五妹均在此处离开人世。1961年又搬到邹学贵的房子里住，1962年又回到原老宅处修了三间四面通风的简易茅草房。1963年拆除简易房，重修四间土筑草盖的茅草房，直到1985年由我夫妻二人拆掉茅草房改建为土筑瓦盖的四间房屋直到如今尚存，并移交给妹夫蔡相兴居住。
（四）母亲最艰难的岁月
1958年下半年随着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父亲也和其他的青壮年一起涌入了这股巨大的洪流之中，成为大办钢铁的一名主力军。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四个七大八小的儿女艰难度日。
当时的农村搞什么“大兵团”作战，全公社统一号令，在全公社最高点鹅峰寺山顶上派了一名从部队复员回乡的司号员沿着山向全公社四面八方吹号，统一全公社的行动。分什么起床号，早饭号，出工号，午饭号，下午出工号，晚饭号，熄灯号等等。全公社一切行动统一在一个号令下行动，劳动力由全公社统一调动，统一安排，实行高度的军事化管理模式。
母亲有时候被调到离于佳一公里左右的毛桥村六组劳动，晚上还要加班，深夜才能回家，跌跌撞撞回到家里已经快天亮了。身心十分疲惫，眼看儿女们东倒西歪睡着了，摸了这个，拍拍那个。揪心的疼痛让她老人家泪流满面，不时放声大哭。
天亮后又要下地干活了，如果慢了还要遭到干部的打骂，最怕的是遭到扣伙食的处罚，人均每天只要二两粮食，还有没良心的干部们多吃多占，真正能吃到群众口里的粮食每天就不足二两了，如果再扣上一餐伙食，损失比什么都大。
填不饱肚子怎么办，山上的粮食，野果，野菜只要能吃下的都吃，如地里豌豆角从挂果就吃到老，胡豆同样能生吃，麦穗能措出麦粒也生吃，大春作物的玉米，红苕，总的说来，凡是能生吃的都吃，只有生黄豆不能吃，因无法吃下去，黄豆在嘴里一咬使人感到呕吐。代食品很多，什么红苕叶、豇豆叶、茄子叶、四季豆叶、麻叶、批把树皮、芭蕉叶、蕉头、鹅儿肠、羊角草、水芹菜、白面蒿，总之，凡是猪能吃的东西人都可以吃。尤其是蚱蜢、蟋蟀、蛙类更是好东西，这些动物如用火烧一下再吃，那比现在的烧烤还香得多。蚱蜢、蟋蟀可生吃，觉得有点甜味。除了管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和司务长，炊事员以外，其余的基本群众都是过着非人生活，像我这样的人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的母亲和五妹就没有躲过这一难关。
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儿女拉扯到1960年春，由于饥饿的原因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无情的疾病也不断的向她袭来。她老人家终于倒下了。
她的疾病最初头晕发昏，突然倒地，四肢僵硬处于休克状态。开始的时候几天一次，以后便是一天一次，甚至一天几次发病。最后发展了精神恍惚，连亲人都无法辨认。临终前的几天衣服都不穿了，赤身裸体，从不说话，独自一人走到屋外，连我都有些害怕了。
母亲病重期间我曾几次步行到双古铁厂去找父亲，他也曾几次回来看过母亲，也无计可施，随后回铁厂上班去了。
母亲病重卧床后我也曾为母亲求过医，记得到复兴何家山去请来一位姓范的老中医为母亲看病，老中医把脉后说毛病太深沉了，太晚了，不好医了。他不开药单，我也无钱抓药。我还招待老中医吃了一顿饭，把我们一家人的麦糊糊给他一个人吃了。他说还不够，问我还有没有？我说我们几娘母的伙食都给你吃了，没有了，他只好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