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了，我们那时候的玩和现在小朋友的玩，可以说有天地之别。现在孩子们所玩的，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连梦想都达不到。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或废物利用，谁要有从商店购买的玩具，在小朋友们心中的地位，马上就上升一个层次。可以跟在孩子王的屁股后面，也可以对一些“级别”不高或年龄不大的小朋友发号施令。
那时候，最好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和看戏。所以，十岁左右，就跟上大朋友出村看电影、看戏。记得1972年，我十岁左右，有一次和一群小朋友跑到距我们村五里地的北张户村去看电影，小我两岁的弟弟也一同去看。正好，那天晚上是爸爸的城镇队在放映，电影完后，他陪着我和弟弟及小朋友们一起步行回家。这晚，是我和弟弟最有“地位”的一晚。回家路上，我和弟弟一左一右在父亲的两侧，并排行走。小朋友们急步紧跟，听他讲电影故事。可惜，三十八岁的他，三五个月后就突然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那天晚上，总感到抓着他左手食指的温度还留在我的手心……
虽然父亲离开了我们，但小孩子爱玩的天性并未因此而改变。当时各村基本上都没接上高压电，下午在学校，只要听到有同学说邻近村放电影，便提前和关系好的同学联系好，晚上天微黑时，先到村口静静地听下是否有喇叭声；再细细地观察下，村中间是否有亮亮的灯光；最后再看看有没有大朋友或岁数大的成年人结伙去看，这才能确定该村放不放，我们去不去。
小孩子，晚上出村看电影和该村同龄人打架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次，去我们太贾村当时的十六队西埝看电影。我记得是王克勤和孙正仁两位老师放映，影片是十分熟悉的《地道战》。忘了因为什么，我们和沟北村的一群孩子干上了，我们的领头人是大我一岁的堂兄郭涛。当时，我拿一位朋友用车链条做的洋火枪，这把枪非常好使，一枪就响。我早早就把火柴装上，把枪上好了，一扣“扳机”就能打响。在郭涛兄和他们“理论”时，我在后面掏出枪顺手就打了出去，膛上的火柴根直扎在对方脸上。在他抱住脸时，我们立刻四散跑开，最后在一个麦秸堆后面集中了。电影开映后，我们几个就趴在麦秸旮旯里观看。沟北村一群同龄人，在人群中窜来钻去寻找我们。距离电影结束还有十多分钟时，我们几个分头悄悄地撤退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晚的“战斗”，又有趣又害怕。有趣的是，当时村与村之间的小孩子，看戏看电影打架是很平常的事。有些是人家在咱村观看时，咱“欺负”了人家；有些是在地里割草时，你去我地里我去你地里，早早结下了“仇”。所以，赶去时就已经做好随时开打的准备。害怕的是那一枪幸亏没惹下大祸，如果不小心打到眼睛上，后果将不堪设想。用车链条做的洋火枪，前面插进一个自行车条上的螺帽，一根火柴插进去，火药正好卡在螺帽上。有时嫌威力小，再把另外一根火柴头上的药刮到上面，最后用铁丝做的顶针，在火药上顶一顶。铁丝顶针是用自行车或小平车里的带皮控制的，皮的弹性要是好一点，一枪即响，火柴棒会急速射出，扎进脸上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邻村一个同龄孩子因此伤了一只眼睛。所以，在学校早操前，贾好学校长常常强调不让我们玩洋火枪……
不知不觉，自己由一个看电影的小屁孩，变成了电影放映员，现在已经到了即将退休的花甲人了。儿子女儿已为人父为人母，可从没经历过我们那年那月的那些事。里孙外孙五个，大的也十岁了，别说在没电的晚上出门跑到几里地外，就是大白天上学迟回一会，我们这些爷爷奶奶都要打电话寻问或到校门口去等。我们曾经的过去，对他们来说只是天方夜谭或遥远的故事，但对于我们却是幸福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