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灵根偏与石相宜
遍布桂林小巧的石灰岩峰岭，多壁立高崖多溶洞，山体稍加打磨便可以提笔挥毫，勒石篆刻，于是诗文墨迹都与山水同在，与日月共存。赵思深知喀斯特地貌的这一点优势，因为他曾经代替无法到任的朱希颜，履行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兼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的职责，驻守桂林三年有余。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二月，朱希颜抵达桂林就任，这是他第二次为官桂林。朱希颜，安徽休宁人，进士出身，在广西任内 “讲究盐策，上便宜事数千言，革客钞科抑之患，”又加固桂林城坊，整治兴安灵渠，“广右民赖以安”，颇有政声。此公为人也豪爽厚道，否则赵思怎么敢将时人“宝为神物”的那件石曼卿题名摹本托付给他？
“朱希颜，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同来的人纳罕。
啊，自1952年安徽休宁考古发现朱氏夫妇合葬墓，出土随葬金银器物三十余件以来，这个名字在全国的曝光率很高。不过老桂林人对这个名字的熟悉，并不仰赖那些价值连城的玉带金盘玛瑙杯，只因为“朱希颜”三个字太常见，桂林市内各处山崖洞壁留下他的摩崖石刻有十六件之多。
芙蓉巷口，我家小木楼的北窗，正对着叠彩山的明月峰顶。我们从小在层层横断的山岩上爬来爬去，摘野果挖竹笋捡雷公菌，只把这座山叫做“风洞山”。山腹那个四季生风的岩洞南北对穿，前后开敞如厅，中间仅能过人，岩壁上就刻有朱希颜的《携家访叠彩岩题诗·并序》： “不到越亭久，榴花今几红。江流寒泻玉，山色翠浮空。百越薰风里，三湘夕照中。行藏仗忠信，六合本同风。”
朱希颜重返桂林之后的那个五月底，榴花初照眼，他携家人登临叠彩山。“下临江流，清风时至”，阔别两年多的江流山色宛然如昨，而他已成为广西最高行政长官。于是颈联从眼前实景转到想象中横百越、跨三湘的薰风夕照，那是他治下的辽阔地域，更是他要为之谋福祉的百万生民。诗情顺势而下，归结出慷慨而厚重的尾联：“行藏仗忠信，六合本同风。”
“忠信”，是朱希颜的立身之本，为官之本。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中秋，朱希颜第一次为官桂林期间，才会挑选了他的老前辈，北宋仁宗朝名臣梅挚的《五瘴说》，摘要删减，书刻在龙隐岩口醒目之处，成为他在桂林留下的最早一件摩崖石刻。梅挚曾官至龙图阁学士，因而朱希颜将这件石刻题名为“龙图梅公瘴说”，通篇隶书，结构匀称，章法整齐，笔势周正端庄。宋代书法，以行书为主流，朱希颜选用隶书，请一位名叫石俯的布衣书家来表现，只为让书刻与内容相得益彰，其用心委实良苦：
“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梅挚的《五瘴说》作于他谪知昭州（今广西昭平县）期间，原文字词与朱希颜刻本略有出入，但文意完全相同。梅挚平生“清慎好学”(欧阳修语)，才智敏捷，秉性光明磊落，为官“执事骨鲠”（苏轼语），嫉恶如仇，是北宋深得人心的政治家。自然界的所谓“瘴气”，指南方湿热的原始山林中，因积骨腐叶经年堆积而产生的毒气。古代的岭南一带，地僻人稀，经济落后，长期被朝廷作为贬谪官员的流放地。中原人到此不服水土，常碰上“蒸郁为疠”的岚烟氛雾而病倒，甚至死亡。传说中的岭外毒瘴，又以广西昭州为甚，乃至于昭州被“士大夫指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但在梅挚看来，对一方百姓而言，自然界的瘴气诚然可怕，地方官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腐化堕落的“五瘴”危害更甚。
从《五瘴说》成文，到朱希颜题刻，其间经过了150多年。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金人之手，而国家机构持续膨胀，统治阶层的腐败有增无减，各种社会危机一日重似一日。国力衰颓，民不聊生，偏安一隅的赵家皇室却还要往死里折腾。
南宋绍熙朝的皇帝宋光宗，体弱多病不能理政，又是出了名的惧内，任由皇后李凤娘在朝堂上一手遮天。这个李凤娘，中国历史上顶级悍妇、妒妇兼毒妇，其邪恶远胜于此前的吕雉和武媚娘，或者此后的叶赫那拉氏。她既无治国之才，更无安邦的兴趣，只知道独霸后宫，一方面纵容娘家人升官敛财，另一方面伙同宦官千方百计离间光宗和太上皇孝宗的父子关系。绍熙五年六月，朱希颜携眷登叠彩岩题诗之后没几天，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光宗受李凤娘挑拨，拒绝主持丧礼。朝野内外一片哗然，喧嚣数年的“过宫风波”终于酿成宫廷政变。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宋宁宗，光宗被尊为太上皇，却对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这一塌糊涂，怎一个“乱”字了得！而长江之北，金人铁骑时时刻刻虎视眈眈，公忠体国的一批正直大臣如朱希颜者，怎能不忧心忡忡？！他的跋語接续梅公的满怀忧虑与愤懑，怒斥醉生梦死的官场：为官者一旦染上梅公所说这“五瘴”，必遭人神共愤，“虽畿甸之内，死所不免”；若能远离“五瘴”，为民谋福，也不用恐惧被什么恶疾害了性命，“则命不系于天，系乎人也。”朱希颜紧接着现身说法，强调自己身在人们望而却步的所谓“瘴疠之乡”多年，毫发无损，只因身上没有上述五种人为“官瘴”，归结成一句犀利的追问：“然则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
到底是岭外的水土瘴了人，还是人自为瘴？！这犀利的一问直捣官场贪腐之风，真有金石之声，余音数百年不绝。清光绪年间，梅挚的同乡，成都新繁人吕子丹派人专程到桂林拓印《龙图梅公瘴说》，并将拓片送给了龙藏寺当时的住持方丈，晚清著名诗僧雪堂大师。雪堂方丈认为梅挚其人其文令人钦仰，“至朱、石二公之跋与书，允称双绝，”便命人将《龙图梅公瘴说》复刻于龙藏寺碑林，并亲自撰写跋语，述及这件石刻返回梅挚故里的原委。后来，新繁知县段莹又再复刻于当地东湖李德裕石碑像的背面，并作诗以记其事。
从桂林到成都，从桂海碑林到龙藏寺碑林，这一件石刻的内容广为世人传颂，被奉为“官家药石”。梅挚的刚直，朱希颜的忠信，他们关心民瘼，努力革除地方弊政的作为，堪为后世垂范。“然则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数百年日升月落，岩壁之上的题刻栉风沐雨，宽博方正依然，而种种“官瘴”兀自在人间滋生繁衍难灭。今日读来，犹能切中时弊，警策人心。
桂海碑林中，不乏珍品、孤品，还有不少从未被收录过的佚文，都是在中华文学、史学、书法艺术的宝贵遗存。摩崖品题，绝大多数即作、即书、即刻，不折不扣的最原始版本，其可靠性毋庸置疑。仅就文献价值而言，已是传抄中屡见讹误的纸本文献所不能匹敌。唐代韩云卿的《平蛮颂》、《舜庙碑》，宋代蔡京的《元祐党籍碑》，洪迈的《高州石屏记》 、米芾、 程节《酬答诗》……等等，单是北宋李邦彦所题“龙隐岩”三个榜书大字，已足以勾连从北宋末年一直到元末的历史风烟。
“‘游山如读史’啊！在这里面转一圈，还是很震撼的，”同来的人感慨。“以前对‘桂林文化城’的认识，只停留在抗战时期，没想到可以追溯到那么久远。”
可不是！“暮归惭愧山头月，照我骎骎两鬓霜。”踏着朱希颜留在桂林的这最后一件石刻，《泛舟过龙隐洞小酌题诗并序》的平仄余韵，我们也穿过了龙隐洞腹。
眼前骤然一亮，视线沿小东江展开去——群峰倒影，玉碧罗青，我记忆里不可更动的故园风景这样熟悉。而我，要到离家去国数十年之后再回来，才懂得桂林山水之“甲天下”，并不仅仅因为江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自然秀丽，更因为岩壁上的笔意书情，吉光片羽，聚合成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颗璀璨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