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当清正廉明、心怀百姓，当格尽职守、政事精绝。 近千年前，周敦颐做到了。
元公为官三十一年，只做过知县、参军、判官以及知军。官虽不大，却都做得非常好。
大宋，以文抑武加强君主集权，防止军阀割据，大力提倡儒学，重用儒臣，“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要求武臣也要读书。到了宋仁宗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大批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传授孔孟的典 籍，官场上更是形成了一股一边做官、一边讲学的“仕而传道”之风。
于是，一大批像元公那样的儒仕，如同濂溪般汩汩而涌。
文化的宋代，没有理由不高光。尤其是北宋。
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是“学而优则仕”的。但，学而优的元公没有走科举这条路，而是因舅父郑向 “荫子”的福荫步入仕途的。
宋代，举仕三条路：科举、举荐和“荫子”。 三者皆“学而优者”。
简单地看看元公的仕途吧。
公元1041年，周敦颐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善于审判官司，受到了当地人们的交口称赞。 公元1045年，调往南安任军司理参军。
公元1047年，周敦颐已经年满30，王逵推荐他为郴县县令。
公元1054年，周敦颐改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
公元1056年，改太子中舍佥书，署合州判官事。
公元1062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
公元1065年，通判永州。
公元1067年，摄邵州事，在邵州大兴学校，教育后学。
公元1068年，一代名相吕公著闻周敦颐之名，会同与包拯齐名的铁面御史赵抃推荐他为广南东路转运判 官，提点刑狱。周敦颐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时，“尽心职事，务在矜恕，虽瘴疠僻远，无所惮劳”，终 积劳成疾。
公元1072年，周敦颐因病乞求知南康军，遂定居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院。
公元1073年，赵抃再尹成都，又推荐周敦颐出来做官。可是，周敦颐已重病在身。不久，便去世了，享 年57岁。
周敦颐被士大夫们誉为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宋宁宗赐谥为“元”，后世尊以“元公”。 元公的一生，清廉、正直、淡泊、高洁…… 看看他的几个小故事吧。
公元1045年，他在南安军司理参军任上做了件事，了不起。 时之，南安狱有一囚，法不当死。王逵欲问之死罪。同僚不敢异。周茂叔挺身驳之。然，逵不听。茂叔 呈印信请辞，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感悟，囚得免。 王逵毕竟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官员，最后听从了周敦颐的意见，将这个囚犯由死刑改判为充军。王逵后向上级推荐周敦颐时，以身家性命举荐，可谓“刎颈之交”。 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为周敦颐作传时，对此事赞誉有加。
５４岁那年，周敦颐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虞部员外郎中杜咨任端州知州。端州是著名的端砚产地， 杜咨不许百姓采石，将砚材独霸，人称“杜万石”。周敦颐十分痛恶为官者夺民利，允许百姓开采端砚。并立下规定“凡在端州做官者，买砚不得过两方”。而他终生不用端砚。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儒家的人格道德境界，先生一生操守，一生清廉。 要知道当时，周敦颐的官职是比较低的，属于中下层官僚，收入不高，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富足。
据《周敦颐年谱》载：“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 究竟有多素贫？看看潘兴嗣说的就知道了。那可不是简单的一句“鬻其产以行”了得。
元公的《墓志铭》是潘兴嗣写的。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在南昌时，得暴疾，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 家，服御之服，止一敝篋，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 元翁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 他的俸禄，常用以周济贫困的族人、朋友，自己却拿的很少，归隐庐山莲花峰下仅以粥蔬敷食，有时连稀饭都时常喝不上了。这些都是元翁朴实、正直、平淡的性情使然。
他在《濂溪港》中有言“芋蔬可足岁， 绢布足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亦足，濂名朝暮箴。” 能吃饱红薯、蔬菜，衣服足以遮蔽身体，就是大富大贵，能健康安宁，就是无价的珍宝。
知足者，常乐。 对于元公，黄庭坚的评价最为全面：“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友尚千古。”
这，就是大宋的一代廉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