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风雨人生

第四章（上） 卖房糊口离乱人 挨打受怕亡国奴

  家里每天的吃喝用度都要花钱，当出去的衣服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更重要的是，爸爸的毒瘾必须尽快想办法戒掉。妈妈的病好些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商量决定，院子里的三间西窑留着自己居住，把两间东窑卖掉，用卖房的钱把当掉的东西赎回来。半个月后东窑卖了，爸爸带着我和式良去鼓楼北“工”字当铺赎当，我们父子三人用了一天的时间才把大小包袱搬了回来。

  爸爸住医院戒吸“料子”的毒瘾去了。妈妈一边在家照顾家里，一边出去找工作，回来总也不高兴，有时呆坐在炕上或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有时暗自伤心落泪。每当这时，我会给妈妈端一杯热水喝，或者打点洗脸水净面。一个多月后，爸爸养得白白胖胖回来了，全家人都很高兴。

  妈妈天天出去找工作，我和两个弟弟就在门口等，可妈妈每次回来都是一无所获。有一次，老远就看到妈妈，一边走着一边抹泪，走到我们跟前也不说话，一进门就哭出声来。看妈妈哭得那样伤心，我也不敢问，只是悄悄地跟着落泪。爸爸回来了，问道：“怎么了，快别哭了，有什么事你告诉我。”爸爸拿起烟锅，一边装烟一边说：“当亡国奴，在人脚下活着，能活下来就不赖了，还想怎样呢？”妈妈哭着说：“今天去找县长，想让他帮助找个活儿干，好养家糊口。觉得他毕竟是北关人，以前和我父亲又同过学，常来我家，和我也很熟悉。可万万没想到他对我说：‘你一个女人家不要经常出头露面，出头露面没有好处。’我央求了人家半天，人家说：‘你在日本人的宪兵队里关了几个月，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谁家敢用你？要不是你家里花大钱买通日本人和便衣队，你早就没命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拿着枪，挎着刀，软中带硬地和你说话，谁敢不听？我当县长也是在日本人的刀枪底下过日子，不敢抗命呀。我也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的忙。’人家软软地就把我推出来了。求人好难呀！”

  爸爸唉声叹气着吸了几袋烟，抱柴点火熬了粥。妈妈一口都没喝，爸爸也只是告诉我们仨吃，他则一直抽烟。妈妈又病了，爸爸继续天天给妈妈看病、抓药、熬药。

  爸爸和妈妈都找不到工作，家里只有开支没有进项。两个月后家里连一日三餐的钱也没有了，为了糊口吃饭，把我们住的三间西窑也卖掉了。一家人在鹅西巷赁了两间小房子，过起了串房檐住的日子。由于生活物资紧缺，货币贬值，粮价飞涨，眼看卖了西窑的钱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生活，妈妈说：“添粮不如减口。”她去北关和四姥姥商量后，让二姨回了贾庄，我顶替二姨吃住在四姥姥家，伺候四姥姥的生活起居。

  爸爸当游方郎中游走乡村给人看病，勉强赚口饭吃。妈妈在老同事的帮助下，去大南关小学校当了教师。式良、式飞跟随妈妈也一块住在了学校。1942年的中秋节前，妈妈和两个弟弟又搬到南关西坛巷居住，爸爸一个人住在山神庙，一家五口人分居三处。妈妈一夜没睡，写了哀叹命途多舛的诗句：“八月十五月儿圆，儿女徘徊在膝前。南关呀南关，你就是我的难关……”第二天，两个弟弟拿了诗给爸爸看，爸爸回妈妈一首：“古古今今多反复，贫贫富富有循环，将将就就随时过，苦苦甜甜命一般。”

妈妈为了生计常常悲泣流泪，两眼一天天地发雾，先是看不清书上的字，后来她上课在黑板上写字，也是靠记忆写和讲，最后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了。校长要妈妈休息，多亏了宋老师和郭老师的求情，才留下妈妈做些杂活和批仿大字，宋、郭两位老师替妈妈上课。宋老师还经常把配给他的五斤白面省下一些给式飞吃。遗憾的是，直至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两位老师的名字，也联系不到她们的后人。

  我在北关四姥姥家听说妈妈病了，就去看望妈妈。自从妈妈到南关教学以来，我还没有看过妈妈和弟弟。我先到了南关邢宅老舅舅家，问妈妈在哪里，老妗子见我来了就说：“你妈妈等会儿就回来，你坐在这儿不要说话，看看她能不能认出你来。”我虽然心里纳闷，但也没多问，就坐在板凳上等。时间不长，妈妈拉着式飞，式良在后面跟着走进屋里，老妗子摆手势不让弟弟们跟我搭讪，她说：“兰英，板凳上坐着的是谁？”妈妈伸手摸着我的头问：“你是谁？谁家的姑娘？”“妈！”我一下子大声地哭了起来：“你的眼睛怎么了，我是你的式昭呀。”两个弟弟也哭了，三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妈妈不知所措，赶紧把我们揽在怀里：“不怕不怕，这几天妈妈眼睛不好，过几天会好的。你怎么来了？谁照顾你四姥姥？”老妗子过来拉着我说：“快别哭了，我只是逗着试试她的眼力，不想惹得你们都哭了。快不要哭了，饭也做好了，咱们吃饭吧！”

  饭后，我跟妈妈来到南关学校的住处。妈妈要我住一夜就回去照顾四姥姥，可我觉得妈妈更需要人照顾。争执一番后，我还是听妈妈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吃了口饭，赶快回北关。回到北关已快中午了，可四姥姥还没起床。她听见我回来，眯着眼说：“快，给我拿锭药和水。”我把锭药喂进四姥姥嘴里，喂她喝了几口水，又把屎尿盆子倒了，洗刷干净，打扫了家里。四姥姥在枕头上倾伏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向我询问妈妈的情况。我把妈妈眼睛看不见，还带两个弟弟在学校的情况说了一遍。又对四姥姥说：“爸爸去孝义两个月了也没回来，我想帮妈妈照管弟弟。”我边说边哭，四姥姥也擦着眼泪说：“哎！我兰英的命可真苦。有人去贾家庄带话给你二姨，她来了你就去南关吧。”

  几天后，二姨来了，我穿上棉袍，围了围巾走出北关。时下已是农历十月下旬，临近大雪季节，街上路上的行人都不多。

汾阳城南门常年封锁着，不得通行。从北关到南关，走城里和走城外路程差不多。走城里进出城门每次都要接受日本人的盘查，大人们需要拿出“良民证”让他们核对，并且每次进出城门都要给站岗的日本人鞠躬，不鞠躬就要挨耳刮子，鞠躬腰弯的程度不够，也要挨耳刮子。挨了耳刮子以后，还要再规规矩矩地重新鞠躬才放行。不知道这个规矩的人和不长记性的人，每次进出城都要挨打。日本人占领汾阳城不久，乡村里就有了“进城挨屄头，随乡入俗”的歇后语。

  我不想给日本人鞠躬，选择了绕城外去南关的路。冬日的太阳暗淡少光，又有老高的城墙遮挡着阳光，土路两旁枯萎的茅柴杂草被风吹得“呜”“呜”作响，无根的沙蓬和庄稼残叶随风翻滚在裸露的黄土地上。我一个人走着，倍感荒凉凄惨。正走着，忽然有一只狗从城壕边狂吠着跑了过来，接着跑出一群狗，都“汪”“汪”地叫着飞奔过来，吓得我手足无措，既不敢哭也不敢喊，更不敢跑。

  西北城墙拐角下经常有日本宪兵队扔出来的死人，野狗们就成群结队蹲守在城墙下吃死人。吃死人的狗听到人们走过的声音，以为要抢夺它的吃食，往往跑出来向人狂吠，保卫它的残骨剩肉。

  四姥姥说过：“狗追的时候不能跑，你一跑它就一定追着咬你。”我两眼盯着狗群，两手拿着棉袍衣襟上下忽扇着向后倒退，心里乞求着：“狗狗别咬我，狗狗别咬我，我可是没招惹你们啊。”退着退着，那群野狗站在城壕边和地塄上不动了。我继续扇着退着，慢慢地离狗远去。停止狂吠的群狗也陆续离开原位，走回城壕里啃死人去了。惊恐万分的我，转身向北门走去，也顾不得什么羞辱不羞辱，给站岗的日本鬼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进了北门。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摸摸狂跳的心口窝，总算摆脱野狗的追咬了。擦了头上的汗，静了静心绪，向鼓楼底方向走去。

  转过鼓楼快到西门时，看到城门附近站着个女人，露着雪白的两条腿，穿着个大红裤衩站在空地上冻得发抖，弯着腰低着头在哭泣。两个日本兵嘶吼着，生硬地要她抬起头，接着一个日本兵在后面拽着头发，另一个在前面“叭，叭”地打了两记耳刮子，她站直了，可眼还是低垂着看地下。我吓呆了，惶恐地看看周围，这时有个大爷过来说：“孩子别怕，你要出城吗？”“是的，大爷。”“我也要出城，咱们一起走吧。”大爷走过来拉起我的手，走到日本兵面前，接受了盘查。我的眼泪不住地流，头埋得深深的，也不知道是不敢看那个不穿裤子的女人，还是怕别人看见我的泪水，还是怕日本兵。走出城门，离开日本兵有一段距离以后，大爷告诉我：“因为那个女人穿着两条新裤子出城，日本人说她是给城外的人转移物资，就剥了她的裤子冻她，拿她示众。现在没事了，孩子你要去哪儿？”我流着泪水说：“去大南关。”大爷说：“那我送你去南门口，我要去小南关。”“谢谢大爷。”我感激地说。一路上大爷拉着我的手，像爸爸一样没有松开的意思，我也紧跟着大爷，直到南门口，我才松了大爷的手，给大爷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大爷，我妈妈就住在西坛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