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父亲要么在草坝（这是一个老干部下放的农场），要么在沾益（沾益化肥厂），我们一家就住在母亲去房管所搞来的房管所的房子-高地村16号。这是由两幢三层楼围成的一个大院坝，每幢楼每层有十户人家，我家占了两套的那幢楼走廊全部朝北相通，由于我家是朝西最末两套，母亲请人在走廊上安了一道门，这样我家的走廊就只有我们能进去。走廊上装了灶，那是那个时代小作坊产的铁皮的带烟囱的半人高的烧蜂窝煤的小灶，走廊上还有水缸,我们吃的水要从楼下的机器水管里提上楼，走廊上有煤饼还有鸡笼（我家还养过鹅），缸浇水桶（吃饭剩的都倒在这里，隔三差五会有人来收缸浇水，说是去喂猪，我可以一桶缸浇水卖1-2分钱）。房间一户人家是南北两间房，我家是两套，我母亲请人来打通，于是我们有四间房，那时我就知道打通的时候不能碰𠄘重墙。
父亲爱养花，所以母亲请人在朝南的窗户那里安了架子，可以养几盆花。我负责浇水，父亲说太阳下山才可浇水，可我想吃饭后与小朋友玩，于是下午四五点就浇花，结果水淋到了一楼人家晾的衣服，于是招致别人破口大骂，说我们仗势欺人，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我们还有闲情逸致养花，父亲很生气怪我，当然他只告诉我要晚上浇花，并没有要我共情别人晾衣服时被浇花水又弄脏衣服的火气。现在回想起我家的衣服洗好即晾在院子里拴好的晾衣绳上，晚上去收衣服，当然如果突然下雨来不及收衣服也有时发生。每个月我母亲都会请人来帮我们洗床单被子及父亲的毛呢中山装（那是深蓝色细毛呢做的，衣领处及袖口处都安上了可随时取下来清洗的白色布边），有时候来洗衣服的是父亲山东老乡带到昆明来没有工作的中年妇女，有次是流落街头的湖南妇女还带着与我差不多大的女儿，现在想想母亲真大胆可以在街上叫讨钱的人回家帮我们洗衣服，当然她会给她们吃饭及好几元钱，当时社会除了穷，犯罪还真不多。父亲由于是十三级干部（高级干部的最末一级）一个月有150元左右工资（除了父亲停发后来又补回工资的那段时间）我们家是整个大杂院最富裕的人家，很多事我们就率先开始花钱请人做事了（那个年代，人人平等，不习惯给钱请人做事，或者为了金钱卖力替人办事）。记得每段时间我家要买300个蜂窝煤，煤店把蜂窝煤拉到大杂院楼道口，妈妈就叫我去大杂院入口处找看公厕的两个老头来帮我们把蜂窝煤从一楼搬到我家三楼的走廊处，由于我每次觉得这是我们懒惰剥削别人，每次都拖延不去，那两老头也扭扭捏捏，记得给他们的报酬是3元人民币（那时候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3元），应该不少，但那时大家都以挣钱为耻，怕被人议论，但3元钱也的确有诱惑。我们洗衣服是在楼下的机器水管处，所以那里也是张长李短的是非之地，我们请人搬蜂窝煤及我母亲第一个烫头发也是水笼头处全大杂院批评的对象。水笼头处住的一户人家姓龙，女儿龙小红长得浓眉大眼象王丹凤，儿子龙国峰由于与我们楼层的胡晓薇是一班的，常被大人孩子戏称是一对，记得胡晓薇嘴不饶人，在洗衣服处就又哭又骂“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是邻居，不准造谣什么天设一对的小恋人”。后来龙小红父母超生，生了一个龙小琳，这孩子一出生就被大家称为小黑户，当时超生好似犯罪，大人被骂不检点，孩子似乎也有罪，谁都可以捏她一把，当然龙小红父母可能没看到，或者没精力管，但龙小红的奶奶就在水管处骂街了，谁欺负她孙女龙小琳的，不得好死等等。至于我在水笼头处洗完红领巾倒水时把红领巾挂水龙头上，被一大爷大骂，水龙头是接吃水的，怎么能把这么脏的东西挂上去。我一脸不解时，同洗衣服大我几岁的三妹说“大爷以为是月经带”。当时我除了个子高，也不知例假为何物，一下子认为红领巾是不洁之物，以至于后来每次戴红领巾感觉都怪怪的。如同当年大杂院许多人家端午节包粽子，我求母亲我们也包粽子吧，母亲说粽子是老太太的小脚，我一下子就倒胃了，多年以后每拿起粽子我就认为是小脚，不想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