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那些事儿》里，当年明月对明英宗朱祁镇的评价是“不是个好皇帝，但是个好人”。
对前半句话，我完全认同，朱祁镇确实不算个好皇帝，
朱祁镇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宠信宦官王振，满朝文武这么多人放着不用，偏偏去用一个只有半条身子的王振。用也就算了，他还一直毕恭毕敬地称王振为“王先生”。被人称作“先生”没什么，但被皇帝称作“先生”就不一般了。在《明朝那些事儿》里，只有两个人被皇帝称作“先生”，一个是张居正，万历时的首辅、权臣，连皇帝都要让他三分；另一个就是这位“王先生”，可见王先生地位之高，有多得朱祁镇的宠信。因为宠信，所以朱祁镇被王振三言两语忽悠就去了御驾亲征。按说御驾亲征就该亲自智慧，即使不指挥也要找专业人士指挥。可朱祁镇坏就坏在几乎把指挥权都交给了王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土木之变发生，明朝大败，王振死不足惜，朱祁镇做了俘虏。
这就是土木之变，性质和北宋的靖康之变比较相像，不同之处是没有亡国。这是明朝的转折点，不仅是军事的溃败，也是人才的衰败和国运的式微。出征的二十万明军都是明朝军队的精锐，许多军人跟随朱棣征战多年，英勇善战，极富战斗力，是朱棣留给子孙后代的精英部队；随同出征的大臣有尚书、侍郎这些部级和副部级官员，还有张辅（名将张玉的儿子，也是一代名将）等名将。这些军人和大臣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如果他们没死，明朝会继续保持强盛，至少不会一夜之间由盛转衰。可是土木堡成了蒙古人的屠宰场，他们成了被屠的牛羊，大量栋梁之材一夜丧失，国家自然衰落。所以土木之变败的不仅是军事，还败了人才和国运。从朱元璋到朱瞻基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底，一夜之间被败了大半，本来如日中天的明朝突然滑落到元气大伤。土木之变也改变了明朝和蒙古的力量对比，之前蒙古几乎被朱棣打趴，可经此一战，蒙古反败为胜，认识到明朝也没想象中那么强大，从此以后不把明朝放在眼里，之后的宁夏叛乱和京畿之乱都与此有关。可惜朱棣之前这么卖力地打蒙古，如今几乎付诸东流。
王振要负第一责任，朱祁镇就要负第二责任。朱厚照也宠信宦官刘瑾，但关键时刻说杀就杀；朱由校也宠信宦官魏忠贤，但只是用他牵制文官，他死后魏忠贤说完就完。朱祁镇却宠信得快要亡国，真是连朱厚照和朱由校都不如。犯了这样一个大错还不算，之后又犯了一个大错。朱祁镇后来重登皇位，在处置于谦时，贵为堂堂天子、一国之君，杀人救人就是一句话的事，可这位脑袋糊涂的皇帝还是拎不清，依旧枉杀了大忠臣于谦，寒了文官们的心，又犯了一个大错。即使后来他废除了殉葬制度，释放了建庶人（建文帝的遗孤），他的儿子给于谦平反，也弥补不了过错。
朱祁镇的的确确不是一个好皇帝。
对后半句“是个好人”，我不敢苟同。当年明月一直说朱祁镇心善，厚道，待人真诚，还把敌人同化成了朋友，几个朋友甚至要为他拼命；还说他被俘虏了仍能败而不乱，镇定自若，输阵不输人，保留了皇帝的最后一点尊严。古代皇帝都讲究厚黑学，基本交不到朋友，大都是孤家寡人。朱祁镇一反孤家寡人的常态，用真心对人，交到了真正的朋友，这确实是一种美德。然而，应该看到，心善、真诚是人性，做事、眼光、判断、决策也是人性，并不是皇帝的专利。作为一个人，他连基本的做事能力都很缺乏。他被俘前，政务能力就不怎么样；复辟后，政务能力还是很差，一点没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搞得朝政平庸，民生不安，大明王朝没有一丝恢复元气的迹象，依旧是浑浑噩噩，半死不活。他还不能明辨忠奸，任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和逯杲等奸臣，搞得小人当道，奸臣得志。虽然这帮奸臣先后覆灭，但他们的得势与恶行都和朱祁镇脱不了干系。如果换作普通人，我怀疑朱祁镇是否有谋生能力，会不会被饿死。心善、真诚和镇定的美德并不能掩盖他作为人的缺点，也不能成为洗白他的证据。瑜不掩瑕，一块玉上大部分是瑕疵，偶有几个亮点，并不能说明这就是一块美玉。
所以朱祁镇算不上好人。如果只是不主动作恶，对人付出真感情，那好人的标准也太低了，很多人都可以归入好人之列。
不过朱祁镇也算不上坏人，毕竟他离大奸大恶还有一段距离。
我只能这样下结论：朱祁镇不是好皇帝，也不是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