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年，我负责的学生组织纳新。
那一次，突发奇想，对原来的纳新笔试做了点“小动作”：
（1）试卷由既定的2道论述题扩充为4道简答题加上2道论述题，且简答题之“刁、难、偏、怪”无所不用其极，60分钟绝无做完的可能性；（2）由监考收卷改为考生交卷，考试时间结束后，学生须排队到讲台前将试卷交给监考；（3）监考学生干部收卷时需保持微笑，必须双手接过考生试卷。
面对这这张故意刁难他们的试卷，这些孩子很快便“原形毕露”：有的人不停抓耳挠腮、愁眉紧锁；有的人将满腔怒火倾泻在笔杆上，把好好的一支笔咬得吱呀作响；有的干脆弃子投降，开考没多久便署了大名，交了白卷。
一天后，录取名单公布，领导问我为什么这次不安排面试。
我说：笔试时已经面试过了。
两天后，一位同事打来电话说情，希望能再给某落选学生一个机会，理由是“他真的很优秀，还主持过学校的元旦晚会”。
我说“没商量，主持过春晚也没商量。”
因为我记得，当监考的学生干部微笑着伸出双手去接他试卷的时候，他无礼地黑着脸，用一只手递了过去……
（二）
当你在进行笔试的时候，面试早就开始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在现实中，“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谁又敢说那一件件让你不情愿、不理解、不喜欢、不舒服的事不会像那张试卷一样，成为你和别人拉开差距的分水岭呢？
没有人能够否认负面情绪存在的合理性，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况且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多生变故，面对无法解决的态势，心生无可奈何之感真的是要多正常有多正常。在这个意义上讲，焦虑也好、沮丧也好，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问题是，在你“该做的”之外，还有你“能做的”。
（三）
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中有这样一个桥段：美国布鲁克林区一个叫艾尔维的男孩情绪低落，对一切事情失去热情，被母亲带去看心理医生。当被医生问及情绪低落的理由时，小男孩说：
“宇宙正在膨胀，总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随着于宇宙的膨胀四分五裂，走向末日那一天——所以，写作业是没意义的。”
宇宙在膨胀，可布鲁克林区没有膨胀——至少现在没有啊！
要知道，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明知道自己要死，却每天都积极地活着的物种。
其实那天坐在考场里的很多学生都是这个小男孩：当面对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结局，理直气壮地抬出自己的负面情绪作为自己拒绝做好眼前事的借口。在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之前，除了与生俱来的恐惧与焦虑，能做的实在太多了。人与人正是在这些“不如意”面前，高下立判。
时隔多年，我很想和那天参加考试的学生说：
哪怕这张恶心的卷子真的让你焦头烂额，至少你还可以用微笑和双手给面前的监考一个礼貌的回应——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考试的一部分呢？
（四）
前几天，几名辅导员同事向我抱怨说如今摊派学术报告的事情太多了，动不动就让组织N名学生去听一些莫名其妙的讲座或报告，组织起来难度很大，而且学生抵触情绪很强。
我说，不妨这样和学生说：
如果觉得报告内容水平一般，就试着看看报告人的表达是不是有过人之处；
如果觉得报告表达也一般，就试着看看主持人的水平是不是比较突出；
如果主持人的水平也一般，就试着看看整个报告会的组织工作是否科学；
如果组织工作也一塌糊涂，那似乎真的是悲剧了，但是你还有事可做——你既然觉得组织的不好，那么假如让你来组织这场报告会，你会注意哪些问题呢？
你猜，将来面试时，考官会不会问你“如何组织一场学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