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旷古烁今的至理名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孟子的观点可称之为“能力论”，即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孟子“穷”者，非单指贫寒困顿，更暗示着个人能力与社会处境的双重制约。“独善其身”不是退缩不争，而恰是对此境的清醒确认。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言：“处困而亨，独善其身；行志而达，兼善天下。” 这里的“善己”，意味着即使在最困难的处境中，也不放弃自我锤炼——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担当。
与之对照，“达”者不是权势或名利，而是具备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和机遇后的应然境界。孟子从不强求困顿者逾越其本分去承担天下，此般平视个体的清醒姿态，正是其洞见深邃之处。
在当下社会语境下解读，便是提醒世人“要怀有远大理想，但应当基于能力边界踏实前行”。现代社会中的“穷”与“达”更多维：有经济意义上的困顿，也有知识能力的局限；有影响力巨大的行业精英，亦有掌控巨大资源的决策者。
不论是忙碌在流水线上的产业蓝领，还是站在小学讲台的普通教师，都可以被视为“独善其身”的现实注解。他们以专注当下为起点，为个体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相反，公众人物的言行、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乃至国际组织的动向，均被视为“兼善天下”的舞台显现。关键在于是否具备真正的能力与社会使命意识。孟子的观点，深受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士大夫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赞誉与肯定。
二、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表达的“志向论”观点，与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对人生意义的诠释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完全抛开了个人处境对个人志向的制约，“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强烈表达了他内心的一贯性，绝不为环境的变迁而改变。
在谈及个人能力、处境与社会责任、社会理想时，我不由地想起了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文章里提出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处于什么岗位，只要他尽力而为，对社会做出贡献，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使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有了高尚的社会意义，并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一切社会意义的根源。设想一下，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根据地的民众与奋战在战场的军人生活都非常艰苦，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崭新的意义感，对团结社会各阶层是多么重要。
如果说，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表达的是呼吁封建社会精英阶层振作起来的“志向论”表白，那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与《为人民服务》所提出的则是激励全体国民的理想主义“志向论”宣言。
孟子、范仲淹与毛泽东的观点，均具现实积极意义：
孟子的框架为个人履行责任提供了理性基础与现实关怀：不因处境的差异而否定个体价值，更拒绝对身处困境的个体强加苛求。
范仲淹希望“忧国忧民”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共同社会使命。转换为现代语境，就是让社会精英共同肩负起推动社会发展与行业进步的引擎责任。
毛泽东将“为人民服务”注入普通生活的意义脉络，将芸芸众生的平凡职责也提升至崇高层面，为个体行动注入了宏大的意义感。而这种强烈的意义感，就是生命的终极关怀。
毛泽东给大众日常生活赋予的强烈意义感，让我想起了崔健那首歌《一块红布》的歌词：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