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 王俊杰猛
春秋 北戎之战
春秋初年，周朝王室衰弱，郑庄公在夺取“北戎之战”的胜利之后，凭借家族世代王卿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做大郑国，意欲称霸中原。故而引起了周桓王的不满，欲罢郑伯之政，以他人代之，此举也激怒了庄公，以至于五年不朝。
周桓王十三年秋，桓王不顾臣下的阻止，亲自汇集陈、蔡、卫等诸国军队联兵伐郑，以正其不朝之罪。
周王分兵三路，使虢公将右军，以蔡、卫之兵属之，使周公将左军，以陈兵属之，王自统王师以为中军。
郑庄公随即整顿军队，准备迎击。
两军交锋之前，公子元建议庄公：王卒既分三师，郑军亦当分为三军应之。左右两军，皆结方阵，以左军当其右军，以右军当其左军，庄公自率中军以当王师主力。
另外，陈国新君乃是弑君篡位，国人多有不服，勉从其征，军心不稳。若令我右军先攻左翼陈师，出其不意，其军必乱。再令左军径奔右翼蔡、卫联军，其闻陈败，亦不能支。然后，郑合三军之力以攻王卒，则其胜可全。
随后，大夫高渠弥向庄公推荐“鱼丽之阵”，此阵中车兵在前，步卒散布在甲车之侧后，塞其缺漏，车伤一人，步即补之，有进无退。此阵法极为坚密，难败易胜。
对这两项建议，庄公均欣然采纳，以此大破周师于襦葛，并射伤桓王之臂。至此，周王威信扫地，号令难出周境，各诸侯亦守土自强，咸来朝奉。
如果说平王东迁拉开了东周乱世的序幕，那么桓王的襦葛之败标志着周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诸侯不再遵从王命，大国纷争四起，征伐不断，五霸叠兴的乱世就此形成。
在以臣犯君的情况下，郑庄公能够赢得襦葛之战的最终胜利，其原因有二：
首先，在谋略上庄公善于征求各位卿士的意见，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率先进攻国内人心不稳的左翼陈国军队，并顺势攻取以蔡、卫军为主的周师右翼，对于桓王的中军主力形成钳形攻势，进而牢牢占据战场的主动。
其次，在战术上庄公积极吸取郑军与戎兵交战中车步脱节的教训，大胆改进了传统的车战军阵，创造性地采用了全新的“鱼丽之阵”，使得车兵和步兵这两个古代最主要兵种的结合更加紧密，相得益彰，使得郑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获得了明显的提升。
可见，襦葛之战的胜利，不仅是车兵和步兵协同作战的结果，更是庄公将抽象的军事计谋和具体的军事战术完美结合的产物。
总之，再完备的战术也要有缜密的谋略作为指导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只是徒有其表，难以切中要害；同时再完美的谋略也须有相应的战术作为支撑方可发挥实效，否则也终难实现。
北戎，又称山戎，是中/国古代北方戎族的一支，春秋时期常与相邻的诸侯国发生冲突。
周桓王六年，北戎乘周室王业衰微，中原纷争不断之际，南下入侵郑国。郑庄公遂率众迎击。北戎部队以步兵为主，机动性强，地形适应能力强；郑国部队则以车兵为主，冲击力强，但受地形限制较大。
郑庄公恐北戎军实施突袭，陷郑军于困境，于是向众臣僚征求抗敌意见。
公子突认为北戎军机动性虽强，但军制不整，兵士贪婪，胜不向让，败不向救，故建议庄公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伏击歼敌。
庄公接收了公子突的建议，以一部偏师佯败诱敌，并将郑军主力分为三部，埋伏于北戎军追击的必经之路上。
交战之后，郑军与北戎军稍作接触，旋即假装败退，并丢弃大量旌旗财物。戎军前队见有利可图，便穷追不舍。当北戎军深入伏击区域后，郑军三处伏兵同时出击，车驰卒奔，将其斩为数段，一举消灭。戎军后队见状，争相逃命，郑军乘机掩杀，大获全胜。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一次成功伏击战例。
郑庄公明辨敌我利害的思维方式，以及因势利导和设伏邀击的作战风格，对后世作战指挥艺术的发展以及军事理论的确立均具有相当的影响。
战争的指挥艺术就在于冷静思考，因敌变化，但这种变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利害进行分析之后，进行的具有针对性的变化。
孙子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如众寡相敌，兵众者力强，虽是优势，但粮草不济就是个问题，这就是利中之害。
官渡之战，曹操正是利用袁绍的这一缺点，焚其乌巢粮草，使得数十万大军顿时崩溃。
兵寡者力弱，虽是劣势，但机动灵活，利于长途奔袭，此乃害中之力。曹操也是利用自身这一优点，精兵轻装突袭乌桓，一战而定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