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懂世故,难以成事;太懂世故,难成大事。
世故与人情相伴而生,依傍而存。人情很温暖,很圆润,世故很冷漠,很丑陋,甚至很丑恶。世故不登大雅之堂,不入学术视野,世故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世故是中国人的处世经验,源于人间时事之变迁,人生命运之浮沉,变迁中有利益得失,浮沉中有生命荣枯。趋利避害,尚荣弃枯,所谓会做人,会处事,八面玲珑,什么人都不得罪。这种经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往往是语言文字所不可企及的。
先秦诸子中,孔子尚礼但是仁,以恢复周礼,重振纲常伦理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管靠开门授徒的学费收入,小日子过得挺滋润,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当时也就发现生活中存在一种左右逢源者,谓之“乡愿”。他痛斥“乡愿,德之贼也”,实际上是无可奈何,为人情世故所困扰。孟子主张性本善,倡导仁义礼智,颇有大义灭亲之慨,遭到以滑稽善辩著称的淳于髡的操蛋式的责难,如果嫂子落水怎么办?回答是,可以救助,是为权,权衡轻重,权宜之计,变通之策。在人情面前,原则让出了局部空间。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都留下了人性的一角缺失,从而为人情世故留存了滋生蔓延的缝隙和空间。老子、韩非与兵家一脉相承,没有那么多迂阔与理想,直接建立在对人心人性的琢磨开掘之上,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精神气质,上可以治国安邦,下可以操持于房中。从各种兵法,到三十六计,只要能够战胜对手,什么都可以作为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人情世故无所不用其极。流风遗韵,刀光剑影之外,还有《菜根谭》《增广贤文》,传授的都是历久弥新的为人处事的世故经验,人情技巧,乡愿潜规则。
世故是人治社会的生存策略,是专制集权环境下的人生智慧。最严格的体制,最缜密的制度,只要是人治社会环境,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被人情所浸润,所腐蚀。因为哪怕是一个人处于制度之上,可以不受制度约束,这个人便无可避免地、无时无刻地要遭遇到人情的簇拥和侵扰。陈陈相因,上行下效,每个人都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什么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什么奴才嘴脸,阿Q精神;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比恶婆还凶狠,等等,都是世故里的众生相。只有相互制衡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制度执行的公正,让每个人都置身于制度之下,才能避免人情对于制度的侵袭。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仅仅依靠制度的公正,就可以完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无须乎谙熟世故了。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可以很崇高,但难以避免很腐败,因为人情世故是一柄犀利的双刃剑。
更严重复杂的问题是,我们世世代代不断传习操持着人情世故,甚至在私下里羡慕着深谙此道者,却在庙堂高处或高头讲章中,极力回避之,甚至鄙弃之。所以,在古代汉语语境中的世故,是四处丛生的野草,在每个王朝的早春时节,草色遥看近却无,随着季节的更替,这草色逐渐蓬勃茂盛,终成燎原之势。尔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