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于1986年结婚，据说当时的彩礼是二百块钱和半袋子小米，爸爸赶着牛车把妈妈接回了家。
爸爸妈妈结婚的第二年生了我，我出生的那天恰好是我老太（爸爸的奶奶）的三周年，奶奶每次提起来总是说，那天好热闹，这屋生孩子，那屋烧周年。我爸是家中老大，生了个姑娘，爷爷奶奶便不太欢喜，我的妈妈也因此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头。
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爸借钱另盖了房子，我们一家三口搬了出去。而这些借的钱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才全部还清。记得当时听到爸妈念叨终于把钱还清的时候，我也有种如释重负的高兴。
我爸那辈的男人几乎全部留在村里娶媳妇、盖房子，以种地和打工为生。到了我们这一辈，却都到县城里或其他更远的地方发展了，也就不再有人盖新房子，所以我们这个小山沟沟一共就三十几户人家，而且户主除了一户姓祝以外全都姓竹，叫竹家村很恰当，但不知为什么却叫南岔。至于竹姓的由来，没有人说的清楚，这个姓氏也很少，据说还有家谱，可我从来没见过。
我五岁的那年开始记事，那一年似乎发生了很多事。
那一年后院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死了。
很多陆陆续续的来人都哇哇涛涛的哭，我在奶奶家炕上坐着，扒着窗户往外看，问妈妈那些人为什么哭，是不是因为追不上前边的人。后来妈妈从大爷爷的棺材头上给我拿了一块酥饼子让我躲到门后去吃，说是可以治睡觉咬牙。在那个物质还比较匮乏的年代，那块酥饼子真的太好吃了，我至今还能想起它的味道。
那一年爸爸被绞锥打伤了头。
那个时候总是停电。那天爸爸和妈妈赶着牛车去山上拉柴禾，把我放在奶奶家。天黑了他们还没有回来，奶奶点着了煤油灯，微弱的小火苗似乎摇摇晃晃、闪闪烁烁的。我扒着窗户往外张望，盼着妈妈快点回来。
后来，爸爸捂着脑袋迅速的从大门口走到屋里来，脸上和手上都有好多血，我被吓得哇哇大哭。没有人理会我。二叔和老叔骑着车子把爸爸送去了乡村医院。过了好久，妈妈牵着大黄牛回来了，我才终于得到了安慰。原来是爸爸拧断了绞柴禾绳子的绞锥，绞锥打到了头上流了血。幸好只是皮外伤，包扎一下就没事了。
那一年村里盖起了一座庙，杀了一只羊。
我们村里的土地都是山坡地，没有办法灌溉，只能靠天吃饭。那年夏天异常干旱，村长带着大伙盖庙求雨，许诺每年的六月十三杀一只羊来祭祀神灵。后来真的下雨了，每家也都分到了一点羊肉，我第一次对羊肉有了印象，芹菜炒的，味道很特别。
那一年，我的小鸭子被山狸猫咬死了。
老母鸡在炕上趴了二十多天，一窝小鸡和一只小鸭子破壳而出了。小鸭子是毛茸茸的棕黑色，显得又特别又可爱，我对它格外怜惜。小鸭子把老母鸡当妈妈，把小鸡们当兄弟姐妹，每天跟着它们厮混，晚上就在鸡架底下睡觉。
有一天半夜，在我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了小鸭子嘎嘎嘎的惨烈叫声，爸爸连忙钻出被窝跑出去，过一会骂骂咧咧的进屋了，把断了气的小鸭子给我和妈妈看，说是山狸子来捉鸡，咬死了鸡架下边的小鸭子。我没有哭，但现在想起来仍能感觉到当时的心痛和对野狸猫的憎恨。
1992年，我六岁，在隆冬的一个早晨，妈妈在炕席底下生下了我的弟弟。爷爷说他夜里做梦，梦见一个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头给弟弟起了名字，叫立强，弟弟便有了名字。
弟弟出生的第二年，跟我同岁的小伙伴们都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的生日太小，只能再等一年。有两个跟我要好的小伙伴一放学就跑到我家里教我背儿歌：晨风吹，阳光照，花儿草儿对我笑……
我虽然没有去上学，但我在家绝不无聊，我得一心一意的哄着弟弟玩。有一次我带着弟弟去奶奶家，半路上我让他站在石头上，以便背着他走，可能是他站的太高，我个子又矮，就在我背着他起身的一刹那，我的弟弟从我脑袋上折了过去，不用说，我挨了一顿好揍。
我的弟弟从小就特别疼我，真的。
似乎也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在某一天的傍晚，爸爸用大洋车子推了一个大纸箱子回来，里边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跟在爸爸屁股后，期待着爸爸回到家就把电视机装上让我看。可是爸爸回到家把大纸箱子放在柜上，又急急忙忙出去了。
原来是弟弟拉肚子拉的很厉害，据说是脱水了，我们的乡村医院在弟弟的脑袋上扎了几针以后说治了不了了，让去别的大医院，我妈妈哭的差点昏过去。后来去了另一个大点的医院才把弟弟救治过来。弟弟从医院回来的那天，外边穿了一件红色的小罩衣，罩衣兜里装了两块糖，弟弟把糖掏出来就递给我。我小小的心灵所受到的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终于可以上学去了。学校离家五里地，有的时候中午午休还回家吃饭，一天来回要走上二十里地。那时的冬天格外冷，寒风肆虐，嘴唇被风呲的干裂脱皮，有的时候红红的一圈，说不出的难受。手脚也被冻坏，先是肿，消肿以后就是溃烂，有的时候又痒的要命。
春天河套的冰开始融化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一块学骑车子。那种老式的大洋车子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我只能一步一步的学，先学推车，熟练了以后再溜车（就是一只脚踩在脚蹬子上往前出溜），然后是抄裆，上大梁，最后上座，还要学带人。估计学了两三个月我才熟练了骑车的技能，每天我们十多个小伙伴组车队出发，真有种意气风发的自豪。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姥爷去世了。
我的姥爷是除了我爸妈以外最疼我们姐弟俩的人，直到他得了半身不遂，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我二舅偷着把姥爷的两头牛卖了，姥爷知道后就晕了过去，得了那个病。那个时候，我从心眼里恨我的二舅。
姥爷去世的那天，妈妈哭的很厉害，我想到以后见不到姥爷了，也撇着嘴流了很多眼泪。我旁边的二舅家的和大姨家的哥哥看我哭就瞪我，嘲笑我，我当时也恨他们。
这些年每次逢年过节，妈妈去给姥爷上坟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仿佛这样能减少我对姥爷的哀思。
那个时候，一年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寒假。放了寒假过不了几天就是我的生日，我生日那天妈妈总会给我蒸一锅豆包，奶奶家总是杀一只大肥猪。过了生日，再过半个月就过年了。
除夕夜守岁，一想到可以玩到很晚不睡觉，我和弟弟都特别兴奋，跑到院子里看灯，放小炮，有时跑出去找别的小伙伴打扑克。爸爸妈妈边包饺子边看电视，虽然是黑白电视，只有一个河北台，还有很大的雪花，看起来也是有滋有味。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早早就被鞭炮声惊醒了，我和弟弟起炕穿上一身新衣服，真的是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洗脸和吃饭都格外小心，就怕弄脏了。
吃几个饺子就匆匆跑出去拜年，因为都是亲戚，就挨家挨户都串，得到许多花生和糖果。等我们拜完年，也到了迎喜神的时候了，老人知道喜神在什么方位，全村男女老少便都拿了鞭炮，牵了牲口，集中到喜神的位置，鞭炮声如雷。胆小的驴儿惊慌了，挣脱了主人的缰绳，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撒欢儿去了。
那几年我和弟弟总是在小岭家玩，小岭是瑞春二爷家的二丫头，她还有一个侠姐姐，一个小华妹妹，和一个贵强弟弟，小华和我同岁。瑞春二爷家为了要小子生了四个孩子，在我不记事的时候他们曾到处逃计划生育。
大概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侠从外边打工回来给她家里买了VCD，于是瑞春二爷家变得人山人海，那是我们村第一台VCD，全村人都跑去看热闹。我记得人最多的那天晚上，我们看的是电影《人蛇大战》，看完以后我不敢回家睡觉了，怕蛇。
也是在那年，大祝死了。
大祝是我们村最邋遢的人，总是穿的破破烂烂，但是他很善良，我似乎记得他给我们家送过挂面，而他自己却以给别人干粗活和掏大粪为生，混口酒喝，混口饭吃，过一天算一天。
听妈妈说，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连五块钱电费都借不着，实在没有办法，跑到了大祝家，是大祝借给了爸爸五块钱。
大祝曾有一个又聋又哑的媳妇，给他生了儿子叫二祝，和一个女儿叫大祝丫。大祝丫和我们村的人结了婚，二祝领来了别人的媳妇，没有结婚证，没有孩子，却恩恩爱爱过了很多年。
听说大祝病了，似乎是起了怜悯之心，我和小岭跑到大祝家去看他，走到门口探着头往屋里望，大祝背对着我们，盖着被子奄奄一息。炕上还坐着大祝丫和二祝媳妇，在做着针线活，她们让我和小岭去屋里坐，我们却害怕的跑开了。这件事我没有跟妈妈说，怕她会责怪我们。
大祝出殡的那天，我和弟弟正在冰上滑冰车，我看着那些人抬着棺材，举着白灵，把他埋在了沟外的小山坡上，心生悲凉。
上初中以后，我开始懂了爸妈的辛苦，经常帮他们干农活，也想办法赚点小外快，刨药，捡蘑菇……山里的孩子，就得想山里的法子。
刨药是力气活，我刨的最多的就是柴胡和黄芩，这两种药根小，刨起来容易一些。春天以后的每个周末，我和弟弟便扛着镐头，提着篮子，钻进大山里。弟弟只是去给我做伴，出发的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恨不得一步走到山上，可到了山上，过不了多大会，他又央求我回家，我总得哄他说卖了钱给他买冰棍和华龙面，他才肯多挨一会。
记得刨的最多的一次卖了六块九毛钱，我高兴了好几天。刨药卖的钱除了买冰棍和方便面，就都攒下了，好久才攒了十几块钱，妈妈说要用那钱给我买新衣服，我含着眼泪把钱交到了妈妈手中。
捡蘑菇却是弟弟的强项，他总是能看见我看不到的蘑菇，我便夸他眼睛好使，弟弟听了夸奖就能捡到更多的蘑菇。好孩子都是夸奖出来的，没错！
那时候的山鸡和野兔特别多。山鸡是农民的敌人，春天农民播了种子以后，山鸡们能准确的找到每一粒种子的位置，在地上啄了一个个的小圆洞，把种子吃掉。农民们在地里扎的草人和呼呼啦啦的塑料袋子是吓不到它们的。
我和弟弟曾学着大人的样子给野山鸡下套，可从来没有收获过。不过，在下了大雪的冬天，我们偶尔会在雪窝里逮到跑不动的兔子。
逝者如斯夫，转眼间我就上高中、上大学，结婚生子了，离家乡越来越远，可我留在山沟沟里的那些青葱岁月，那些人，那些事，却总出现在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