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柜子里，藏着一把尺子。
竹子的，三尺来长，刻度磨得看不清了，边缘被汗水浸得发黑，油亮油亮的。他不轻易拿出来，只有每年腊月二十六，才会打开柜子，把尺子取出来，用布擦一遍，再放回去。
腊月二十六，是他女儿出嫁的日子。
女儿嫁了三十年，他擦了三十年的尺子。
老周是个裁缝。年轻时候在镇上的裁缝铺里学徒，学了三年出师，自己开了一间铺子。一间门面，一张案子，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台缝纫机。他给人做衣服，中山装、西装、便衣、棉袄，什么都会做。量体裁衣，他拿着尺子在客人身上比划，肩宽、胸围、腰围、袖长，量一个记一个，记在脑子里，从来不写下来。
有人问他，你不怕记错了？
他说，错不了，尺子在我手里，尺寸在我心里。
他的手艺好，镇上的人都来找他做衣服。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从早做到晚，案子上的布料堆成山。他老婆给他送饭，他扒两口就放下，接着踩缝纫机。
他女儿小梅，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小梅小时候，他每年给她做一身新衣服。过年穿，穿到破。小梅长得快，去年做的衣服今年就短了，他就把袖口放一放，下摆接一接，改一改又能穿一年。
小梅十岁那年，他给她做了一件红棉袄。灯芯绒的面儿，里面絮的新棉花，领口绣了一朵小梅花。小梅穿上就不肯脱，过年穿，走亲戚穿，上学也穿。穿到袖子短了，还穿。他说，短了，我给你接一接。小梅不让，说接了就不好看了。她就那么穿着短一截的棉袄，露着半截手腕，过了一冬天。
后来小梅长大了，去了城里打工，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她打电话回来说，爸，我也会踩缝纫机了。他在电话这头笑，说，踩缝纫机有什么好说的，你爸踩了一辈子。
小梅说，不一样，我踩的是工业机，你踩的是家用机。
他说，什么机都是机，能缝住东西就行。
小梅在城里待了五年，谈了个对象，是外省的。领回家的时候，老周看了一眼那个小伙子，没说话。小梅说，爸，我们打算结婚。他点点头，说，好。
小梅说，你不问问他是哪儿的？做什么的？
他说，你愿意就行。
小梅结婚那天，是腊月二十六。老周穿了一身新衣服，是自己做的，藏青色的中山装，笔挺笔挺的。他站在门口，看着接亲的车队开进来，又看着小梅上了车。小梅穿着红嫁衣，坐在车里，隔着车窗朝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脸上笑着。
车队开走了，他还站在门口，笑着。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天晚上，他把铺子里的尺子收起来，锁进柜子里。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做衣服了。有人来找他做衣服，他说，不做了，老了，眼睛不行了。
他老婆知道，他不是眼睛不行了，是心里不行了。
小梅嫁出去以后，头两年还回来过年。后来有了孩子，孩子小，路上折腾，就不回来了。再后来，孩子大了，要上学，要补课，要考级，更回不来了。小梅打电话来说，爸，今年又回不去了。他说，没事，忙你的，别惦记。
挂了电话，他一个人在铺子里坐很久。
每年腊月二十六，他打开柜子，拿出那把尺子，用布擦一遍。擦完了，举起来看看，再放回去。
有一年我回去，路过他家，看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睁开眼，看了看我，说，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他说，你妈好不？
我说好。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陪他坐了一会儿。他忽然开口，说，你知道小梅小时候多高不？
我说不知道。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说，这么高。那时候我给她做衣服，她站在我面前，我把尺子往她身上一搭，她就不动了，乖乖地让我量。量完了，她问我，爸，我长高了没？我说长了。她就高兴得蹦起来。
他笑了笑，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
后来她长大了，就不让我量了。她说，爸，我自己量。我说，你自己量不准。她说，准，我在服装厂天天量。我就把尺子给她，她接过去，在自己身上比划。比划完了，把尺子还给我，说，你看，准不准？我看了看，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很粗糙，指头短粗，指甲剪得很短。那双手拿了一辈子剪刀，捏了一辈子针，量了一辈子布。
他说，小梅嫁出去以后，我把尺子收起来了。不是不想做衣服，是做了没人穿。她小时候的衣服，我还留着呢，一小包，从一岁到十五岁，一年一件。最小的那件，巴掌大，是她满月的时候我做的。
他说着，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像蚊子哼哼。
我坐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
风吹过来，把门口的落叶吹得哗啦啦响。太阳照在他身上，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那双粗糙的手上。
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说，你说，小梅今年回来不？
我说，不知道。
他点点头，又低下头去。
那年冬天，小梅没回来。
老周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后来，他不等了。他老婆说，他得了老年痴呆，记不住事了。有时候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小梅打电话来，他接了，说了半天，挂了电话问他谁打的，他说不知道。
但他记得那把尺子。
每年腊月二十六，他还是打开柜子，拿出那把尺子，用布擦一遍。擦完了，举起来看看，再放回去。
他老婆说，你别擦了，都擦秃噜皮了。
他不理，还是擦。
去年腊月二十六，他又拿出那把尺子。擦着擦着，忽然停下来，把尺子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他老婆问他怎么了。
他说，小梅小时候，就这么高。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比划得很低，很低，低到膝盖的位置。
他说，她站在我面前，我把尺子往她身上一搭，她就不动了，乖乖地让我量。
他说着，笑了，笑得满脸褶子。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今年春天，老周走了。
小梅赶回来，哭得不行。办丧事的时候，她打开那个柜子，看见了那把尺子。尺子旁边，是一包衣服，从一岁到十五岁，一年一件，叠得整整齐齐。
最小的那件，巴掌大，红棉袄，领口绣着一朵小梅花。
小梅把那件棉袄拿出来，贴在脸上，蹲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
后来下葬的时候，小梅把那把尺子和那包衣服都放进了棺材里。她说，爸，你带着，在那边接着做。
棺材盖上的时候，她站在那儿，手扶着棺材，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理，就那么站着，站着站着，忽然开口，唱了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听不清，调子断断续续的，像一个人在哭，又像一个人在笑。
后来她走了，院子里空荡荡的。
只有那把尺子，还在棺材里，贴着老周的心口。
竹子的，三尺来长，刻度磨得看不清了，边缘被汗水浸得发黑，油亮油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