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和朋友一起乘车，天桥上下来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尽是槐花的香气，朋友问道：“这是什么花儿这么香？”我心里沉了几许，高兴地说道：“洋槐花！”

五月，正是洋槐花盛开的时候，小时候，每当槐花开了，我便知道，饭桌上就能添下一缕幽香了。如今，在天桥上细细看着，还是那铺天盖地的馨香，染满了目之所及的天际，却只能呆呆看着了。

生命里有些东西，从前触手可及，如今遥不可及，或对人，或对事，皆是如此

云南有一种远近闻名的小吃叫过桥米线，它越过高山大川，在我的家乡扎了根，中学的时候和朋友们约饭，除了肯德基张军擀面皮，也大概只有过桥米线能排的上头几了。后来在北京读书，跑到真正地道的云南餐馆，才发觉和家乡的口味相差太远，从此每年寒暑假回家吃云南的过桥米线，成了我必须完成的同自己的赴约。

这就是一种关于吃食的态度，即不用刻意苛求它本来的样子，只把它当做自己的样子。

云南的小吃除了过桥米线，我想更为出名的便是鲜花饼了，整片花瓣藏在酥脆的面饼里，里外透馨，唇齿余香。云南人大抵因为食材丰富，吃食种类纷繁，以花入食竟比比皆是不可胜数。从小长在西北，从未想过春日里姿态繁盛的鲜花除去视觉收藏竟也能做他用，尤其是一整瓣的花瓣，色泽饱满，姿容妍丽。

这种被云南本地人当做平常便食，仅仅三块一个的鲜花饼越过长江黄河，跑到北京南锣鼓巷就能卖到18块了，每次若想吃，都要鼓起巨大的勇气来抗衡偶然奢侈带来的愧疚感。我似乎忘记了，故乡尽管未曾有以花入食的习惯，却独有槐香悠然，春雾缱绻。

洋槐花在故乡最常见的做法，是将花洗净，裹上面粉入锅蒸，做成槐花麦饭，这种做法应当是脱胎自传统的豆角麦饭。出锅后花香面香彼此呼应，相得益彰，谁也不风光尽占独居鳌头，谁也不藏拙守愚不动声色。

人与人相处的道理，无非像槐花麦饭里的花和面，不倨不卑，若即若离。可惜这个近在眼前的道理，总不能明白，待过尽千帆之后，才晓得身边处处是道理，脚下步步是真路。

妈妈有一个有点血缘关系的妹妹，我管她叫姑姑。在我的家乡，对于有点血缘关系的女性长辈，大多叫姑姑而不是阿姨，也许长久以来的男性中心概念，使得人们总觉得姑姑比阿姨亲近几分。因而在不太熟稔的亲戚那里，叫姑姑就代表有意亲近，总使人高兴几分。

姑姑的院子很大，里头有一株高大英挺的洋槐树。记忆中，小时候每到五月份，姑姑打一个电话，妈妈便骑着永久自行车载着我到姑姑家里，路上有一个小坡，越长越大的我从刚开始坐在车上，到后来走着上坡，再到后来帮妈妈推车。在姑姑家爬上高梯子，下头两个人扶着，上头的人找寻着饱满晶莹的洋槐花摘下来，待摘足了量，我和小弟弟便拿到院里水龙头下洗，之后便是妈妈和姑姑在厨房里忙活，我在外头的院子里和小草玩儿。

出锅的时候，整个院子都能闻到槐花麦饭的香气，待入嘴之后，先是满溢的面的香酥可口，再嚼几口便是萦绕周身长久不散的槐花香，两种味道彼此独立分离，又结合得恰到好处，吃着只觉得满口的香，满口的不能自已。

吃过麦饭在姑姑家里聊天，晚间走的时候姑姑往往把下午摘的洋槐花再装一袋让我们带走，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日子，我即使在自己家里也能与槐香作伴了，这往往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除去蒸槐花麦饭，故乡还有一种以洋槐花入食的吃法，是在和面的时候加入一颗一颗弄碎的洋槐花，蒸成馒头来吃。这样的做法保留的槐花气味更为浓烈，并且更加耐放，有冰箱的时候，槐香能持续萦绕一个月。

我在天桥上站了几许，看着眼前的洋槐花依然开得繁盛，花叶相映，颇有春日气息。然而，北京人似乎是不吃洋槐花的，它们大抵在这里开开落落了几十年，散着短暂的香气。又突然想起，故乡的洋槐前些年少有人吃了，近年来倒再复繁华了。

我不知是做成吃食的洋槐花更幸运，物尽其用，还是开开落落无人问津的洋槐花更幸运，来去自由。我一向不喜欢花束，因为花被硬生生地折断，用精致的彩纸和丝带层层包裹，仅是一具漂亮的尸体，毫无生气。这样说来，从前年年盼着吃的东西，可不是尸体么。

时人都伤秋，因为秋天的气质大概早被赋予了萧索凋零，营造出形销骨立的美感，然而繁花似锦的春季，才真正值得感伤。因为秋季过去就是冬，而冬尽是春。春天呢，正在姿容最绚烂的时候，而最绚烂的时候便是凋零的前一刻，从此之后，你再不复看到此刻的美景，而下一个春天，又遥遥无期。没有了秋冬的盼头，这个春天就过得滋味难耐，寝食难安，因为在花开花落之间总不能免去隐隐担心。

道理大都是好懂的，我们总是先学会不能做什么，然后学会应该做什么。小时候站在高高的梯子下面，仰头看着妈妈在上头找寻饱满晶莹的洋槐花，我只知道，那里太高，我是不能上去的。但我没有在洋槐盛开的季节里，明白时不我待，只看今朝。

槐生做春酿，十年一日隔。道边车马喧，纷纷开且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