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案例是“为何有些医疗革新明明被证实有效，却未能得到推广”。
本案将得到普及的医疗革新和未能得到普及的医疗革新进行对比，调查阻碍医疗革新普及的要因。
调查对象为事关人体健康、被严格把关的医疗革新。研究者把焦点集中于新药及新治疗技术的普及上。在发达国家的医疗领域，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 movement）是主流，循证医学主张在开展医疗活动时应遵循临床试验等证据。然而在实际的医疗现场，即使是已经被证实有效果的医疗革新，也未必能顺利得到普及。这是为什么呢？英国的伊万·法利（E. Ferlie）研究团队为了解开这一谜题，争取到了英国政府机构的支持，开展了以广泛采访为基础的案例研究。
他们在英国卫生保健领域选取了8个医疗革新进行调查，发现本应得到普及的医疗革新并未实现。要用“不可思议”来形容这件事似乎有些夸张，不过，这个调查结果已经相当出人意料了。法利试图通过研究找到其中的缘由。
分两个阶段一边变更调查方法一边展开调查，是该研究的特征
第一阶段的调查
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医疗革新得以迅速普及，而其他医疗革新却普及得相当缓慢呢？法利等人为了解开这个疑问选取了8个能够作对比的案例，并观察了一定的周期（1996—1999年）。
选取出来的医疗革新案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整理。第一，是否有确凿的医学依据。在发达国家，“循证医学”作为医学界的标准思考方式，要求根据临床试验的结果来确定是否采用医疗革新。因此，在探索医疗革新的普及问题时，医学依据是否确凿是不容忽视的要因。
第二，医疗革新的复杂程度。有的医疗革新只是单纯的新药处方，有的医疗革新则跨越诊科，要求多方协作。可想而知，医疗革新越是复杂，普及速度越是迟缓。涉及事项较为单一的医疗革新，仅需一个组织和职业团队就能参与推广。而复杂的医疗革新则需好几个机构和集团参与其中并加入推广。于是研究者们认为，除了医学依据，医疗革新的复杂程度也会左右到普及的进程。
关于以上观点，可参见下图，按照“医学依据的强弱”和“医疗革新的复杂程度”，把医疗革新分为四个单元格。关于医学依据的强弱问题，根据临床试验等结果以及外部临床专家的评价来判定。复杂程度则是通过合计医疗革新相关机构及职业团队的数量来划分。
第二阶段的调查
通过详细调查极端案例，可以让之前未能发现的要因凸显出来。法利等人在第二阶段的开始，选择对比两个极端案例，试图找出影响医疗革新推广的要因。
同样是具有医学依据的医疗革新，有的普及程度极高（阿司匹林用于预防心脏二次衰竭，PC1），有的则普及程度极低（计算机管理系统参与预防脑中风，AC2）。尽管二者的医学依据都非常确凿，可是普及的程度却大为不同。
两个案例之间假如存在某些重大差异，该差异就有可能是左右医疗革新普及程度的原因。
这种推论方式源于本章开头所介绍的“差异法”。同样是具有医疗依据的医疗革新，一个普及程度极高，一个普及程度极低，法利等人把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打算找出导致差异出现的原因。
防止研究迷失方向的“问题意识”
这项研究没有完全按照最初的计划那样顺利进行。虽然他们的调查设计非常出色，但是调查结果却和预想的大为不同。在这个时候，比较分析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收集的数据，选择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案例，找出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推导出了假说。
在面对意料之外的调查结果时，为何法利等人仍能展开有效的调查？笔者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迷失方向，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
有的人遇到与假说截然不同的结果时，反而发现了新事物。可以说法利等人正是这一类型。这是诞生新创意的一个经典过程。
但是，当调查结果与事先的设想相差甚远时，若要坚信“不是数据有问题，而是假说有问题”，那就意味着调查过程必须严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不仅需要认真做好调查设计，还要保证数据100%值得信赖。
如果是随随便便收集的数据，你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数据有问题。你甚至可能会歪曲分析结果，力图使分析结果向预想的结果靠近。
不过，即使你制作了周密的调查设计，收集了可信的数据，要弄清调查结果为何与设想不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法利等人由于在第一阶段系统地网罗了医疗革新的普及原因，并展开调查，所以才在第二阶段得以顺利展开比较分析。他们没有胡乱采取行动，而是重新审视调查结果，选择了另一个切入口进行分析。
法利等人仔细地设定了调查的焦点，并且设计了调查的方式。只要有了明确的焦点，就不会在数据的海洋中“沉溺”。还能够系统地选定案例。而且，通过逐一地认真展开调查，就算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调查结果，仍然能够以过去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重新设定假说。这正可谓是，以调查结果为基础、以探索为目的的调查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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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深度案例思考法》主题分拆阅读的第8篇，希望每天的主题能给您带来启发、让生活更美好、工作更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