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应女儿好朋友家长之邀去参加了一个艺术中心举办的音乐会。受邀时，欣然答应了，而且甚为期待。
那天，当我们到达现场时，音乐会已经开始了。找座位坐下后不久，我发现这是一场变味的音乐会。首先，从节目单的设计上来看，节目多达五六十个，该中心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节目。其次，在舞台旁边设置了自助小点心和水果，即刻没有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就会穿梭于现场去取食物、吃东西，基本无暇认真观看别人的节目。最后，在节目的演出过程中，时常还会穿插该艺术中心的各式广告。
以上种种，让我感觉与音乐会的艺术氛围相去甚远，完全是成年人假借艺术之名导演的一场商业营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种商业营销不仅扭曲了艺术，还给孩子们埋下了对艺术的错误认识和体验感。组织音乐会的人对艺术不尊重，欣赏的人也不尊重艺术表演。
一个多月前，女儿的大提琴老师举行了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这是一场截然不同的音乐会。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除了开场曲和结尾曲是老师与学生的合奏，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独自演奏了十余首曲子，全都是自己编曲，将中国的民族音乐元素和大提琴相结合。音乐会进行中，老先生手抽筋，等到休息恢复后，成功完成了整场演奏。演奏的曲目中既有舒缓温馨的《摇篮曲》，也有悲情四溢的《江河水》，还有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河南小曲》和欢快优美的《锡伯族之歌》。作为一个不懂音乐的人，老先生精湛而又富于变化的演奏技巧和音乐的情感表现力深深打动了我。我不仅享受了音乐带来的美感，还被老先生因为音乐迸发出的生命激情所感染。
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儒家的礼乐思想主张以“礼”从外规范和疏导人们的行为，以“乐”从内陶冶和沟通人们的情感。这种礼乐教化始于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乐结合，既是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又是进行教育的方式。礼乐教育奠定了中国古代美育的思想基础。
在西方，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规定教育的内容不仅要有哲学、科学、道德、体育，而且要有美育。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鲍姆嘉通建立了“美学”学科体系。美育不仅能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还能规范人们的行为。席勒说：“美育先于道德，没有美育的道德是强制性说教。美育可以让一个人在其精神世界中愉快地领受一种秩序。有了这第一个秩序，才能顺利地接受道德伦理的秩序。若非如此，道德就是强制。”柏拉图就是因为警觉到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才强调教育儿童首先就该教他们音乐，学习把精神专注于优美的节奏与和谐之中，意识的秩序才得以建立。
不管是传统的礼乐教育，还是现代的美学教育，都是为了使人们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并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它应该是非功利性的。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审美已经偏离了非功利性。“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事事都为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来很多怨恨。同时，事事追求功利最大，就失去了当下生活的乐趣。梁漱溟先生说，如果一个人觉得生活没有生趣，就可能会做出一些始料未及的大事，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而让人丧失生趣的恰恰是“算账”。
礼乐的教化是发自本心的、活泼的、当下的东西，是一种很高级的教化。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自然的教化实际上是通过礼乐来完成的。
英国著名历史作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中讲述了世界历史的变迁。在鸦片战争之前，无论世界怎样风云变幻，战事不断，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都是大量供给出口的奢侈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却逐渐成为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大国，我们购买意大利的奢侈品、德国的汽车、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电影、日本的电器，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我们文化和审美的整体落后。因此，我们只能成为世界的代工厂，做最底层利润微薄的生产环节。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无论是文化还是审美教育都源远流长。如何在传统礼乐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儿童的审美教育和扩大未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