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悲剧性的人物是颇受争议的张居正。
对张居正最初的认识源于历史课本和历史老师对其政策的高度评价。当时高中古代历史课本上就短短的几句对“一条鞭法”介绍和评价。“一五八一年，明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叫做一条鞭法”。虽然英俊潇洒的历史老师对一条鞭法评价颇高，但自己受水平所限，并没有深刻地领悟到这种变革的重要历史意义。
在以后的岁月里，断断续续地耳闻形成了对其模糊印象。他英俊帅气，是历史上出名的“美男”，他的气势煊赫，离京葬父，轿子是32个轿夫抬杠，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回廊，还有小僮在里面伺候，这种“衣锦还乡”的架势，历史上少有，轿子里竟然还能形成“一室一厅”，让人惊讶的同时，同时也想象出张居正当时的威仪、荣耀，以及霸气。
这种既帅气又傲气的矛盾的形象，引起了我的好奇之心，我希望《万历十五年》能给予我解答，但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产生了迷惑。
黄仁宇对张居正的描述并没有想象中的溢美之词，他似乎在叙述万历皇帝和申时行的时候，更详细描述了张居正的个人性格和生活，他权术弄权，比如重用私人，受人钱财贿赂，美女等等。后来看到，黄仁宇在自己其他的著作中谈到张居正时说：“他并未改革什么，只是加强管理”，在《万历十五年》中，他说张居正的“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调整，而非体制上的变革”。他的这种思想和描写让我有些小小的失落，让我不能对张居正产生仰望崇拜之感。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的语言是理性、克制的，是需要细细品味。
我再读《万历十五年》，在统观全篇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了明代文官制度之后，在心里却更加欣赏张居正！
可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更多地是欣赏这样的一种人，在重重困难面前，在巨大压力面前，有着拯救大厦之将倾，百姓于水火的理想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果敢决绝的勇气的人。
张居正是风流倜傥且智慧的。黄仁宇这样描述张居正的个人形象。“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张居正有两重主要身份。一重是帝师，一重是首辅。在两重身份上，他都是失败者，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他的欣赏。
失败的教育。作为帝师的张居正，希望经他的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平日里他是非常负责任的。“小皇帝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他一手任命的。他还编订了讲章作为万历的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他也是严厉的，皇帝背书得的结结巴巴或者有了错别字，就会以严师的身份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他时刻提醒皇帝应有的礼仪和威严。他对皇帝的铁面无私，黄仁宇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中肯的评价说：“张居正的这些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果然这种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皇帝的理解，反而使皇帝畏惧。
悲剧的改革。一直在想，在明代中后期那样的时代里，竟然能出张居正这样一位改革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可不谓百年一遇。
朱元璋建立明朝，为了使“朱”家天下千秋万代，于是加强皇权，废除宰相，他只想着自己的英明神武，哪会想到子孙后代一代比一代懦弱和昏庸，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内阁机构，但是内阁首辅行任何事时，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朝中政敌的窥测与挟制，也就是文官集团的监察，还要取决与司礼太监的关系，首辅有票拟权却没有批朱权，批朱权落入宦官手中，形成了这种皇帝，首辅，宦官、文官集团互相牵制的局面，到后来，皇帝大多不理政事，荒淫昏聩，皇权就旁落，形成了争夺内阁首辅、各种势力互相牵制的复杂局面。
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面，使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绝对低下，党派之争层出不穷，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这些首辅如同走马灯似地换，张居正这样一位出身低微的大臣，在这荒诞无稽的年代里，做到首辅，该有怎样果敢决绝的勇气，精明强干的才气，精密的思维、缜密的思考和深厚的政治斗争经验！
更凭借高超的斡旋能力和非常的御人手段他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冯保的配合，他在首辅的位置上有了绝对的实权。在激励的官场斗争中，在于强大的文官集团的对峙中，他仍然关注的是如何治理这个百孔千疮的社会。
他是一位改革家也是一位实干家，他呕心沥血，从整顿吏治处手，以“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目标，革除陈规习，实施一条鞭法，修复边防，重用戚继光，振兴朝纲国纪，在其竭力辅佐下，本已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从鬼门关上又被拉了回来，明朝在寂灭了百余年后终于重新焕发了青春，但是这些，黄仁宇都极少提及，只说了句：“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改革者的形象总是与悲剧连在一起。吴起与韩非的最终被杀，商鞅的车裂，王安石的抑郁而终，近代谭嗣同的慷慨就义，这些都是改革者的最终结局。张居正也不例外。长大后的万历皇帝，对其权势的忌惮进而演变为对其日益憎恨，最终运用皇权，对其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借着一次“夺情”，利用文官集团“去皮见骨”讨伐，清算张居正。
张居正自己曾说“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改革势必会有权益的重新组合和分配，改革者在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被改革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作为改革者，他必不能够遵循文官集团的游戏规则，“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的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感。” 他们不甘心自己的既得利益被侵占，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拿走，就会抱成一团，在密室里谋划，然后疯狂反扑，“他的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在他有生之年，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开始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最后悲剧如意料中排山倒海的袭来，抄家，夺官，夺爵，差点要开棺鞭尸。他赍志以殁，抱恨终天，人亡政息。
过于负责和专断，未免得罪了一些僚属，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生活张扬、豪奢，律己不是甚严，因而也树敌过多，让别人找借口的机会就多，黄仁宇说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够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得罪了天下读书人。尽管他有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也摆脱不了自己性格的伤人和自伤。
张居正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生命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
张居正的人生也使我想到了现今时代，“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我又想起了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后，老泪纵流，发感慨“历史上的改革家是民族的脊梁”。想起了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谈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时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里说：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世间已无张居正。
清人蔡岷瞻说过：“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