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加班的写字楼里，咖啡机发出疲惫的嗡鸣。他盯着屏幕，眼睛干涩发红，突然一滴泪落在键盘上。没有啜泣，没有停顿，他只是用袖口擦了擦脸，继续敲击。
地铁末班车厢微微摇晃，她抱着文件袋，妆容精致却掩不住眼底血丝。手机屏幕亮起——银行卡余额，房贷提醒。她望向漆黑窗外，玻璃倒影里，有液体无声划过脸颊。到站，她挺直脊背，踩上电梯。
凌晨三点，病房灯光柔和。他一边给病床上的母亲擦手，一边小声背着明天会议的要点。母亲睡熟了，他走到走廊尽头，终于允许自己肩膀垮下来一分钟。然后回到座位，打开笔记本电脑。
帕斯卡尔的这句话穿越三个世纪，轻轻落在这些瞬间上：“我只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赶路的人。”
这不是赞美苦难本身，而是赞美在苦难中依然选择前行的姿态。
十七世纪的巴黎，布莱士·帕斯卡自己就是这样的赶路人。
身体被病痛撕裂，有时痛到无法坐直，他便跪在桌前写作。眩晕、高烧、失眠如影随形，他却完成了《思想录》——一本在人类思想星空中永远闪烁的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思考让我忘记痛苦。”
他在哭泣吗？几乎可以肯定。那些不眠之夜，面对身体的背叛与有限的生命，怎能没有绝望时刻？但他从未停止赶路——不是逃离痛苦，而是带着痛苦，走向思想的深处。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一位叫阮玲玉的女子也是这样赶路人。
镁光灯下的她笑靥如花，银幕上的她风情万种。只有深夜归家的黄包车上，她才允许眼泪流下来——为流言蜚语，为破碎情感，为身为女性在那个时代的无奈。第二天，化妆师惊叹：“阮小姐，你眼睛有些肿。”她微笑：“昨晚水喝多了。”然后走向片场，演活又一个角色。
她在赶路吗？是的，在时代对女性的狭隘道路上，她走得比多数人更远。直到生命尽头前最后一部电影，《新女性》中的她几乎在呐喊：“我要活！我要报复！”戏里戏外，她一边流泪，一边在时代的泥泞中前行。
今天的城市里，这样的赶路人从未消失。
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被拒稿十次后第十一次投稿的作家；可能是实验室失败四十九次后准备第五十次实验的研究员；可能是孩子终于睡熟后打开网课继续学习的母亲。
他们的眼泪不一定是软弱，常常是重压下的生理释放，是清醒面对现实时的诚实反应。而他们的“赶路”，正是人类最动人的特质——在明知道可能没有尽头的路上，依然迈出下一步。
为什么帕斯卡“只赞许”这样的人？
因为只有在泪水中依然前行的灵魂，才真正理解了生命的重量与轻盈。他们不接受麻木的“坚强”，也不沉溺于悲伤的“躺平”。他们与痛苦共存，却不被痛苦定义。
他们知道，眼泪不是路的尽头，而是路的一部分。
凌晨五点半，城市开始苏醒。写字楼里的他关上电脑，看见东方既白；地铁口的她买了个煎饼，热气模糊了眼镜；病房里的他合上电脑，护士说母亲指标稳定了些。
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被称为英雄，史书不会记载他们的名字。但在帕斯卡“赞许”的目光里，他们构成了人类最真实也最坚韧的图景——不是在辉煌胜利中，而是在平凡坚持里；不是在从不流泪的“完美”中，而是在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的勇气里。
下一个夜晚，泪水可能还会来临。但同样会来临的，是再次赶路的力量。
因为人类的故事从来不是关于如何避免跌倒，而是关于如何带着伤痕继续行走；不是关于如何永远微笑，而是关于如何在泪光中依然看清方向。
这或许就是帕斯卡尔这句话最治愈的核心：你不必为自己的眼泪羞愧，也不必为自己的疲惫道歉。你只需要看看脚下的路，然后迈出下一步。
在这个要求我们永远积极、永远完美的世界里，允许自己一边流泪一边前行，或许是最大的勇气，也是最深的温柔。
当明天的太阳升起，或许我们都可以对自己说：你在深夜里擦掉眼泪，第二天准时赶路的样子，真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