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画家，甚至没有半点绘画基础，还是画了一株树，在梦里画的。
比较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用签字笔画的，画得不咋像，但那株树忽然活了，绿荫蔽日，全是水灵灵的嫩叶子，一眨眼便活成了参天大树。
时值盛夏，毒日头下奔走的人们纷纷来到我的树下，来避暑。
梦是不讲逻辑的，不知为什么，我也随了众人直奔树下。
哗啦——铺天盖地的凉意兜头泼下来，爽到呆。
树上好多鸟，有土画眉，有八哥，有黄鹂，还有喜鹊，操各地方言，都是来避暑的，都说凉快死了。
有一只黑鸟，是八哥，扯着嗓子吆喝：收旧家电——！电脑冰箱电视机！
禾嘉小区的老邻居秀秀养了一只八哥，每天中午一点左右都会叫唤，以为是收破烂的。后来路过秀秀家的花园，八哥又叫了，搞得秀秀很不好意思，说道，别人送我的，满嘴社会语言。
现在，它跑到我梦里收旧家电来了。
醒来时树还在眼前晃。简笔画，用成年人的眼光看，有可能看得出来是树，幼儿园小朋友画的那种。神奇的是，梦醒之前，它是一株真实的树，一株生机盎然的、参了天的树。是我，赋予它生命，把它栽到一个别人无法抵达的地方。而它，在炎炎盛夏，给了我说不出的凉爽。如同井水兜头泼下来，彻头彻尾，从头皮到脚趾头，凉浸浸的爽。
曾感受过另一种凉爽。
那年在贵州避暑。
避暑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吾乡金堂，不少人选择了贵州，避过最热的那两个月。
那年一行十人，下榻百里杜鹃金坡景区附近的民宿。进景区很方便，沿公路步行五六分钟，路右边下一个陡坡，坡下面有一道为村民开的便门，进门，就是观光路了。
公路上热，下坡时凉意如水，身体下移，从脚到小腿，到大腿，到腹部，到胸背，到下巴，到额头，一点点漫上来，直到把整个人淹没，那种感觉，啧啧！
人热得得狠了，可以避暑，去贵州，去长白山，去大兴安岭，树呢？
树自打被人栽在一个地方，或者野生在一个地方，或者生长在一个梦里，便扎下了根，哪儿都不能去了。
我的朋友蔡应律曾写过一株野生樱桃：
“在满足了本宿舍楼某一位住户的口腹之颐后，以一粒纯粹的种子的身份，被噗一声吐出来，并且，恰巧就吐在花台内土质最柔软又蓬松的这个部位而落入了土里，从此，便开始了它固有又坚忍的生长历程。”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感慨万分，想：这棵樱桃树出身卑微，是被人“噗一声吐出来”，“恰巧就吐在花台内土质最柔软又蓬松的这个部位”，侥幸生了根、发了芽，并且长大成树。这“噗一声”何等轻慢，如随地吐痰一般，“噗”到哪里都无所谓，因为在那人眼里，这一粒种子就是垃圾。所幸它被“噗”进了花台，而且是花台上最柔软蓬松的部位。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却是一个怀抱，它在这个怀抱中感受到了生命中最初的温暖，并得到了赖以生存的营养。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充满了不确定性，花坛上的一株树且不说，石缝中的一颗草，有可能就是一只鸟儿无法消化掉的排泄物，不偏不倚，刚好落入石缝，石缝积攒已久的灰尘，正好成了它的沃土。而人类，无非是在父母的一次愉快抑或勉强的运动中，亿万分之一个精子与唯一的卵子相遇，别无选择地诞生在一个富裕或者贫困的家庭。
那株野生的樱桃，长大成树之前以及之后，终其一生，都离不开花台了。
花台便是它的故乡，它的“祖国”。
它别无选择，太阳暴晒，久旱无雨，不可能找个地方避暑；冰天雪地，风刀霜剑，也没地方避寒。扎根的那片土地，就是它的世界，无论贫瘠还是肥沃，无论是黑土还是盐碱。
早年读纪伯伦的《沙与沫》，依稀记得一句话：
如果给一株小树写传记，也许不亚于一个民族的历史。
至今仍深感震撼。
树挪死，人挪活，就算树能挪，也要冒“挪死”的风险。
一株树，一旦在某地扎下了根，便哪儿都不能去了。
从前，从先秦到满清，大多数人都是树，落地生根，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祖祖辈辈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生老病死。
我原本也是一株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可以“挪”。
2026年4月11日于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