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运动是古希腊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智者学派的思想在历史上受到了很多批判和质疑，智者运动的兴起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对智者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虽然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它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社会发展的启蒙意义却是客观存在的。
智者派又称诡辩派。 智者派是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活跃在古希腊各邦的一批职业教师、演说家、作家。 “智者”原指古希腊的哲学家，后泛指有智慧、有能力、技艺超群的人。前五世纪的后半叶，“智者”一词才获得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的一部分人的专有名称。 这些职业教师适应社会民主政治活动的需要，在各种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向青年人传授辩论的艺术，即雄辩术。这在雅典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工具。
智者们广招门徒，收取高额学费，向年轻人传授文法、修辞、辩证法，这三门课程是雄辩教育的核心，被称为“前三艺”。除此之外，还教授数学、自然科学以及音乐等。而且还认为，道德是可以控制和培养的，是教育的结果。 智者派的教育活动对当时的民主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他们周游各邦的过程中，对传播文化、加强交流，以及培养年轻人的思维能力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雄辩教育对后来的古罗马教育以及今天西方某些国家的政治、教育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智者派在产生之初及前期的教育活动是受人称赞的，其中最著名的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人。但到了后期，一部分智者蜕变为不授知识、以骗钱财为目的江湖骗子。他们玩弄概念游戏、混淆是非、歪曲事实、名声日下，因此被人们称为“诡辩派”，受到人们的鄙视，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但智者派所创立的“前三艺”却被后世所继承，成为雄辩教育的主要内容。
智者运动的兴起和智者思想
智者运动的原因
前五世纪，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发展迅速，高超的论辩和演说能力成为在民主政治的竞争中成功的条件。为了适应人们对社会时尚的追求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智者作为一种“职业教师”应运而生，他们以传授演说和辩论的技巧为主要教学内容，自称“智者”，智者原义是有智慧的人。智者运动的兴起可以看成是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转变的一个产物，也是希腊城邦历史发展的产物。
智者的主要思想
智者思想代表了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他们开始认识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而不是神，认识到了人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智者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倾向，对神话世界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怀疑主义成为了他们批判的工具，相对主义是怀疑的依据和结论。
随着城邦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智者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批判中渐渐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的争论，传统的“自然说”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而智者提出了“约定说”，强调人和动物、社会和自然物的区分，主张用社会力量约束和改善人的本性。这两种观点都是在对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世袭观念的批判中形成的，是智者对于人们共同生活的性质的不同看法。
智者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他们无相互往来也无固定的活动场所和组织形式，智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提出了著名的“认识万物的尺度”的命题，表达了感觉主义的真理观，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高尔吉亚否定了认识的绝对性，表达了他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被人”这样三个命题。他们的思想集中体现了智者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
智者运动的启蒙意义
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普罗泰戈拉的这一命题促成了早期自然哲学从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回归到对人自身的认识，智者从人的价值和意义出发认识世界，大大拓展了认识的方法和领域。
古希腊的社会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生产和科技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智者出于对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的好奇，开始探索国家的产生、伦理的准则等问题，丰富了哲学研究的领域。智者也致力于有实际效用的逻辑、语法、修辞、论辩等学科的研究，对这些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重大贡献。
德性伦理思想的丰富
智者抨击传统道德，迫使道德反对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批判传统的，迫使思想家认为有必要提出更圆满更纯粹的神的观念。普罗泰戈拉借助神话故事表达了对德性的关注，高尔吉亚在《海伦赞》中也强调关注个体的道德感受，希腊社会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开始向个人主体道德转化，这极大地丰富了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
民主政治理念的启蒙
智者大多数参与政治生活，关注人的智慧和德性的完善，他们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为当时的社会确立了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古希腊神话中神把火、智慧平等的给予每个人，普罗泰戈拉借此表达了对德性和民主的关注，“人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智慧和进行公共生活的技艺，平等地追求智慧”。
智者认为人类法优于自然法，他们制定了各种体现平等的乌托邦式的国家方案，体现了对民主政治理念的思考，这些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很难实现，但是为人类理想国家的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人文教育意识的影响
智者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真理的探索，但是智者所推崇的教育理想为古希腊的教育提供了一种人文教育的思路。智者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拓宽了教育的领域，也注重实践教育的意义，提供了人文教育的思路，把教化建立在理性和知识的基础上，重视教育在对人的德行改变中的作用。智者的出现，使古希腊的教育思想真正成型，也对此后西方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逻辑和理性思维的发展
智者对语言和“逻各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逻各斯”是一种公共的理性和公共的规则，是人与人可以交流的基础，“逻各斯”可以体现正义和真理，是一种健全的理性。在智者那里，“自身同一的思想把自己的否定的力量指向理论和实践的各种规定，指向自然意识和各项真理与其他各种自明的法则和原则”，智者们以提倡自由思想来宣传理性精神，批判宗教和习俗。
智者的逻辑通过一定的语言和修辞方式把问题和答案以论辩的方式展开，用一种很能说服人的方式把辩论的前后联系一起。在古希腊民主制度中，这种方式可以帮助那个时代的人们去捕捉和创造机遇，并且对传统的或者权威的强论证提出挑战，从而为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智者学派强调人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主体意义，否定了神或命运等超自然力量对社会人生的作用，树立了人的尊严。但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人主观感受，忽视人们认识的共性，认为没有是非之别，这种思想给主观随意性和极端个人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他们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既非自然有之，也非神意所造，是人类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是人们为了避免在互相残杀中归于毁灭而约定俗成的产物。普罗泰戈拉提出，城邦起源于人的“自保的要求”，正义、美德应该属于所有的人,法律和道德只有对人有好处时才能存在，才是真理。希庇阿认为，法律不是自然存在的，是人为产生的，是由僭主制定的，法律的强制性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在特拉西马库看来，法律的公道是强者利益的体现。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民主派要求冲破旧传统、旧观念的愿望。
智者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要以人文教育、实践教育丰富现代教育体系，注重学生批判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培养；在政治生活方面，公民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关注个人价值和政治平等，在伦理道德方面，要引导个人对主体道德的关注和培养。
智者思想中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倾向虽然对以往的哲学成果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仅从智者思想具有的启蒙意义来看，它批判传统，注重理性精神，把将哲学研究从自然转向人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所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