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加工厂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为全村父老乡亲承担了十几年磨面、碾米、压面、弹棉花的村办加工厂，随着它的闲置和废弃，终于被拆掉了。村办加工厂的告终，是故乡最后一项集体财产解体的标志。此后不久，村里有两户人家开办了个体磨面坊，延续了为群众加工面粉的功能。又是几年之后，当年加工厂的旧址，被陆陆续续地划为了宅基地，建起了一排排的民房。
故乡的加工厂，兴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乡亲们告别了煤油灯，教室里亮起了电棒，巷道里挂上了路灯、大队部响起了高音喇叭不久，村里的第一台磨面机也在轰隆隆的，振奋人心的响声中开始运转。随后，一条长方形木板制作的加工厂的牌子挂了起来。
我小时候，故乡每条巷道都有一两家畜力磨面坊，这是在私家院子或是在场院角落安置的。村子比较宽敞的死角地方，也有垒起来的碾盘。毛驴拉磨，人力推碾，是那时候的常态。特别是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磨坊最繁忙。一家跟着一家的大妈大嫂们，趁着下雨天不上工在磨坊里磨面。而且这个时候生产队的驴子也能闲下来，社员们可以到饲养室里借来使用。至于碾米的碌碡，一般不使唤畜力，是年轻力壮的汉子来推的。磨面碾米，是老百姓一项繁重但不可缺少的一样活计。特别是人口多的家庭，更是经常因为淘粮食磨面，而经常发生婆媳之间的矛盾。当媳妇的总是埋怨婆婆不吃苦操心，不给家里干好这些最起码的家务活。理由是上了年纪的人，一般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家的闲时间较多，磨面应该由老人们来完成。但有的婆婆也有自己的难处，因为子女多，她哪个都想顾及到，免不了会有检点不到的地方和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奶奶和老伙伴谝闲传时，常常听到有老奶奶们在学说着儿媳的不是，大多是因为磨面引起的纠纷。毛驴拉磨是很慢的，往往一大晌时间，才能磨出三四十斤面粉。而且磨坊少，想磨面的人又多，一般要几天前就得排好队的。磨坊的主人为了照顾大家，也不让每户一次磨多少粮食呢！总是说磨上一点，够几天吃就行。如果过红白喜事，磨面就是一个最让人熬煎的大活。
故乡刚通上电以后，大队干部第一个想法就是买磨面机，解决这个关系到民生大计的问题。我们村加工厂上了第一台磨面机后的第三年，厂里领导又用磨面收入的资金，买来了第二台磨面机。按说一台磨面机一个小时可磨二百斤面粉，完全可以供群众使用，为什么要用两台呢？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三天两头停电。有时候一停就是一两天。遇到了停电，车间的粮食很快就堆积如山。来电了如果一时半会加工不完，又怕再次停电。加工厂为了满足社员们的需求，就买来了第二台机子。就这样，两台磨面机彻底解决了全村近两千口人的磨面问题。加工厂随着不断的发展，先后又购买回了碾米机、玉米破碎机、玉米一风吹机，还有轧花机和弹花机。那时候麦子比较少，但是擀面条需要的白面，高粱面和玉米面没有筋道，不能擀面条。为了把玉米面和高粱面也能加工成面条，加工厂负责人又上陕西渭南机械厂，买回来一台“钢丝面”压面机。这种体积不大的立式机器，通过高温之后，把玉米面或者高粱面，在运作过程中蒸熟之后才压了出来。群众拿回去后直接可以下锅，而且再煮不烂。我们村的钢丝面机还轰动了周围邻村，外村人也纷纷来我们村加工钢丝面。
加工厂离我们家只有五六十米元。我初中毕业后还身小力薄，干不了重活。负责加工厂的是我的一个本家大伯。两年后通过他介绍，我到加工厂当了磨面工。加工厂那时候有七八个工人。磨面的工人白班和夜晚两班倒。厂里白天黑夜机声不断，人来人往很是红火热闹。我在加工厂刚当工人不久，土地下放到小组，一年后就实行了单干。这个时期也开始改革开放了。这时候加工厂扩大为综合加工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以加工厂这个集体经济基础和集体企业名义，开始做别的生意。村里的几名能干人也被吸收了进来。他们从东北贩运木料，从四川贩运竹器。刚开始搞得还不错，也确实为加工厂挣了一些钱。盘活了企业的运作。但是，后来接二连三上当受骗，最后把老本也搭赔进去了，欠了一屁股外债。几位当事人还受到了来自四川方面的官方调查。生意上的失败，也导致了加工上的无法经营运转。故乡的加工厂终于在风声鹤唳之下关闭了大门。一九八三年拆房子的时候，还有一位上了年级的妇女要拉椽子，因为厂里欠了她儿子的工资。
故乡的加工厂倒闭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集体经济模式的解体，加工厂没有了大队的约束力，自生自灭。这也是当时周围邻村，许多村办企业的共同命运。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故乡加工厂，没有自我法律保护意识，被人欺骗了还找不到申诉的门槛。
四十年了过去了，故乡的加工厂作为时代进程中的一段历史，早已被故乡人淡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