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等的职业了吧，古人说士农工商，又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就连以读书为生的士，其也不得不靠“学得文武艺，获与帝王家”来养家糊口，实现自己修齐治平的抱负。帝王既是文武百官的衣食父母，也是军国大事的最终裁决者，说一不二，既不用为生计发愁也不必受领导的冤枉气。多好！可偏偏有那么一些帝王，放着正事不干，非要自谋第二职业，学普通小民的样子造桌子修板凳撸起袖子来砍猪肉，弄得好好的一个宫廷里乌烟瘴气好不热闹。

汉灵帝刘宏是东汉末期有名的昏君，《出师表》中有句话，说一想起三国乱糟糟的局面，就“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二帝也”，说的就是他和他的老爹。让人“痛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非要从事士农工商中最下贱的商业活动，“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令后宫宫女为主客，帝身为商贾。”让宫女扮成买主，自己扮成小贩，双方你来我往砍价还价，不亦乐乎。南北朝时期刘宋帝国的少帝刘义符，在位仅仅两年的时间，照样不耽误抽出功夫来做点小买卖，“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沽卖。”更令人叫绝的是晋惠帝长子愍怀太子司马遹，人家也做买卖，但从来不用称，“于宫中为市，使人屠沽，手揣斤两，轻重不差。”用手掂量一下就能报出准确的斤两而且丝毫不差，如果不是吹捧的话，肯定少不了丰富的实践积累。最逗乐的还是唐中宗李显，这位被母亲夺权二十多年的窝囊皇帝，大概实在是找不着撒气的地方了，继位以后竟也喜欢上了做买卖，在当年兄弟杀哥哥的玄武门开设市肆，令宫女们“鬻卖众物，令宰臣与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中宗与韦后观之，以为笑乐”。可见，他开设商业街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看人家骂架。

当然这都是小打小闹，纯属大皇帝的一时兴起和个人爱好，然而到了明朝，偏房竟然成了正室，皇家还真就正儿八经地开起了店做起了“皇字号”生意。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太监于经奏请开设宝源、吉庆二皇店。所谓皇店，就是经皇帝特许并赐名号，由皇亲、太监及权贵开设的客店。有的由官店、塌房（即濒水为屋，以贮商货的仓库）改设，有的在皇庄附近或交通要道开设。皇店的业务与官店一样，经营仓库，供客商停放货物，并榷敛商货，兼为收税机关。但是，不同于官店的是，皇店不受官府管理，其收入也不归官府而入内府，即皇帝的“小钱柜”。更有甚者，有的皇店还放皇债经营高利贷（有皇帝做后台，估计没有收不回来的可能）。如此好的生财之道，大皇帝自然乐意支持，于是乎开设皇店之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京畿有，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卢沟桥，山东临清等地也纷纷效仿，最远的甚至开到了山海关。因为是皇帝的买卖，业绩自然差不了，正德当政时，皇店一年上交给内府的白银竟达八万余两，这还不包括那些被实际经营皇店的太监和权贵说截留的，真可谓是财源滚滚。正德九年（1514年）春，乾清宫突发火灾，宫内外皆成灰烬。右都御史杨一清、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大理寺丞袁宗儒、兵科给事中潘埙等人遂以此为由，先后上疏说之所以发生火灾，是因为开设皇店扰害百姓所致，力请罢皇店。正德皇帝当然不愿意，奏议只好作罢。正德皇帝死后，万历皇帝嘉靖继位，皇店虽一度削弱，但始终未能罢除。史载，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吏科左给事中张养蒙还上奏，“极谏时事缺失，谓奸宄实繁有徒，采矿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渐及皇庄”。

到了清代，皇店依然还在，但仅限于宫苑之内，其意义似乎更多地转移到了游乐上来。乾隆皇帝时，每逢新春便在同乐园开设买卖街，为期九天。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中生动地描述了园中买卖街的情景：“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所不备。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直，具于册，卖去者给直，存留者归其原物。各大臣入园游览，皆竞相购买，或入酒馆饭肆哺啜，与在外等。肆中走堂佣保，皆挑取外城各肆之声音洪亮，口齿伶俐者充之。每驾过肆门，则走堂呼菜，店小二报账，司账者核算，众声杂沓，纷然并作。”据称，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此例始停。

遗憾的是，尽管大小皇帝们一个个前仆后继在商业这条路上，似乎还没有谁被尊称为中国商业的祖师爷，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更是在消灭了皇帝以后才出现，也只好让人“叹息痛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