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围城》
“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
——《说郛》
常听说文如其人,意思大概是指一个作者的文章和他本人的品性是分不开的,那些温柔敦厚的人往往能做出好文章,而口轻舌薄的人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好文章的。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钱先生看来,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做出来的文章也有可能是浪漫豪放的,也有可能是言辞犀利的;而那些文章写得超凡脱俗,清淡雅致的人,在生活中,可能会是刁钻刻薄,趋炎附势的。这里必须提到隋炀帝了,一条京杭大运河都不足以掩去这位暴君的斑斑劣迹,但他所做的诏书诗文确是古雅深奥,颇有尧舜之风。至此我觉得钱先生所言是十分有道理了,为人行文,应当就是若即若离的。
世间繁杂,物欲横流,雅俗难辨。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随波逐流,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而刻薄的人却能与瞬息万变中发现精妙所在,巧做文章。就拿钱先生来说,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他们在清华大学居住时曾养过一只猫,不管多冷的天,只要听见猫在叫闹,钱先生都会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竹竿去帮自己的猫和别的猫打架。她管这叫“痴气”。再加上,钱先生又饱读诗书,像伏尔泰一样,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所以一直觉得,钱先生是一个豁达又有富有童心的人,写出来的小说也应该是荡气回肠、饱含深意的。读了《围城》才感受到,钱先生也是比较“刻薄”的了。
很难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并没有经历过民国时期的那一段人生故事,通过一段平实的文字,却仍能与钱先生产生灵魂深处的共鸣。“围城”取自书中人物苏文纨的一句话,“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所有囿于这一方天地中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成了钱先生的讽刺对象,但着力表现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语言辛辣刻薄堪比吴敬梓在《儒林外史》揭露的科举制度的丑恶现象。从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主人公方鸿渐,身为知名留样女博士却抄袭德国民歌的苏文纨,到学国文却看不上苏东坡的董斜川,甚至是我颇有好感的赵辛楣(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意气风发、事业通达的,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定,自成贵族气派。尤其是在李梅亭炫耀自己的英文名时,他立刻联想到“Mating”(臀部)真真是让人叫绝!)…好吧,我挑不出赵先生的毛病,他是文中灵魂最有趣的人物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刻薄的人对现实总有诸多不满,他们习惯用最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但这正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眼光过于深刻,譬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才情却在众人之上。又或者是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何等正义凛然,忧国忧民,却也能写出诸如“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的文字。可见钱先生这些人把书读到极致,也把话说到极致了。
刻薄人的文章相对来说要比那些敦厚之人的好,对此,钱先生则是借用了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来解释:“我的言行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为人行文分离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真实的心理写照,“借诗言志”的传统早已被打破了。
围城是人性的围城,既生而为人,皆不可逾越,然而围城不是人生的围城,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谨慎持重,恣意一些,刻薄一些,才不至于流于平庸,尤其是在行文的时候,人们总是更欣赏那些富有心机,委婉多变的文字,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