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围城》
“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
——《说郛》
常听说文如其人，意思大概是指一个作者的文章和他本人的品性是分不开的，那些温柔敦厚的人往往能做出好文章，而口轻舌薄的人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好文章的。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钱先生看来，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做出来的文章也有可能是浪漫豪放的，也有可能是言辞犀利的；而那些文章写得超凡脱俗，清淡雅致的人，在生活中，可能会是刁钻刻薄，趋炎附势的。这里必须提到隋炀帝了，一条京杭大运河都不足以掩去这位暴君的斑斑劣迹，但他所做的诏书诗文确是古雅深奥，颇有尧舜之风。至此我觉得钱先生所言是十分有道理了，为人行文，应当就是若即若离的。
世间繁杂，物欲横流，雅俗难辨。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随波逐流，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而刻薄的人却能与瞬息万变中发现精妙所在，巧做文章。就拿钱先生来说，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他们在清华大学居住时曾养过一只猫，不管多冷的天，只要听见猫在叫闹，钱先生都会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竹竿去帮自己的猫和别的猫打架。她管这叫“痴气”。再加上，钱先生又饱读诗书，像伏尔泰一样，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所以一直觉得，钱先生是一个豁达又有富有童心的人，写出来的小说也应该是荡气回肠、饱含深意的。读了《围城》才感受到，钱先生也是比较“刻薄”的了。
很难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并没有经历过民国时期的那一段人生故事，通过一段平实的文字，却仍能与钱先生产生灵魂深处的共鸣。“围城”取自书中人物苏文纨的一句话，“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所有囿于这一方天地中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成了钱先生的讽刺对象，但着力表现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语言辛辣刻薄堪比吴敬梓在《儒林外史》揭露的科举制度的丑恶现象。从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主人公方鸿渐，身为知名留样女博士却抄袭德国民歌的苏文纨，到学国文却看不上苏东坡的董斜川，甚至是我颇有好感的赵辛楣（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意气风发、事业通达的，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定，自成贵族气派。尤其是在李梅亭炫耀自己的英文名时，他立刻联想到“Mating”（臀部）真真是让人叫绝！）…好吧，我挑不出赵先生的毛病，他是文中灵魂最有趣的人物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刻薄的人对现实总有诸多不满，他们习惯用最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但这正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眼光过于深刻，譬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才情却在众人之上。又或者是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何等正义凛然，忧国忧民，却也能写出诸如“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的文字。可见钱先生这些人把书读到极致，也把话说到极致了。
刻薄人的文章相对来说要比那些敦厚之人的好，对此，钱先生则是借用了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来解释：“我的言行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为人行文分离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真实的心理写照，“借诗言志”的传统早已被打破了。
围城是人性的围城，既生而为人，皆不可逾越，然而围城不是人生的围城，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谨慎持重，恣意一些，刻薄一些，才不至于流于平庸，尤其是在行文的时候，人们总是更欣赏那些富有心机，委婉多变的文字，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