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幻作品在文学界和电影界正在迅速成熟并变成了新的流行热点。2015年是中国科幻届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国内饱受赞誉多年的著名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了世界科幻届的最高荣誉“雨果奖”。接下来的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又跟着再次斩获雨果奖。而在新年前后，随着备受期待的科幻电影“降临”（Arrival）的降临，在科幻迷之间又掀起了一波讨论关于科技，人性以及物理世界的本质和本源的热潮。我们正处在中国科幻界最好的年代。

虚构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和延续的重要基础之一。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构是现实作品，而构建在基于我们对科学理论和技术发展的合理化推演基础上的未来世界的虚构就变成了科幻作品（不好意思，这个定义粗暴的排除了纯粹幻想Fantasy品类）。谈到虚构，其实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对于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细节和时间线的预测，科幻作品的作者们往往都是错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无论是“银翼杀手”（BladeRunner）中人工智能配套的CRT字符显示器，还是“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对于太空旅行的时间预测，甚至是“黑客帝国”（Matrix）中笨重机械式的脑机接口，用现在的眼光回顾，都是错的离谱。然而，这些细节的偏离完全不影响这几部电影在科幻电影史上的深远影响，即使在现在观看，也依旧发人深省。这是因为科幻作品的虚构的本源目的一直以来都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是展望性的，体验性的，描述时间演进带来的可能性；而更为重要的一面是推演性的，反思性的，用虚构的力量将人类生存生活的环境极端化，来更加深入的思考人性的本质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社会的基底（Fabric），从而更深刻的警醒。这两个目的相互交叉，互为支撑，围绕着人性的核心，才构成了引人入胜的科幻作品。

对于人性的系统化研究通常是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范畴，而与科幻作品相关的人性讨论却往往是聚焦于生物和科技进化论的演进基础展开的。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人性具有明显的生物性的本能根源，这对人性在认知革命后的理性化发展造成了明确的框架性障碍并形成长久冲突。这些障碍和冲突正是科幻作品在极端化条件下所要深入探讨的。这些障碍和冲突在科幻作品中最常见的有三个显著的焦点：首先，在认知模式方面，人类毫无疑问拥有的是因果关系主导的思维模式（基于触发的应对型模式，是对于脑处理能力要求相对较低的思维方式），我们的逻辑体系，科学方法都是基于此构建的。因为前因后果的顺序化思维，这种模式的结果（看，硬件固化的因果思维的又一佐证）是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从根本上绑定在单一流向的时间这一基础概念（物理科学其实没有对单向时间的依赖性）上的。我们看到无数科幻作品的故事背景都是建立在对单向时间的挑战和操控上，试图从认知逻辑的根本上做极端化假设从而挑战我们对世界的观感。其次，在社会经济方面，人类在生存和繁衍这一基础性的大前提下，发展出了以交换为手段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极为复杂的经济规则和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从深层次反应了人类进化的主流过程是一个被资源匮乏环境主导的过程。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拥有，囤积和控制是绝对有效的生存方式进而变成了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而零和成为社会经济游戏的主要规则。财产概念的产生，以及伴随而来的囤积和控制本能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层级化（阶级是层级对立化的表象）并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通过马太效应惩罚分享和协作的思维，进而形成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样的人性产生的经济规则和体系从本质上讲是非自洽的，正如很多科幻作品描述的，即使在资源极大丰富的未来世界，人类社会依然会存在明显的社会层级，而且层级间的冲突可能被科技发展放大而变得更为严重。第三，在社会道德方面，自由意志的起源是人类自我意识以及认知的因果模式造成的感知结果，而个体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人类的个体独立性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的此消彼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群体使用教育和经济手段来限制自由意志的选择范围，同时通过道德与法律规范来定义使用自由意志的后果；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群体生存对于个体的依赖性减小，从而给予更多个体更大的空间去行使自由意志。这其中经济因素对自由意志的制约作用通常是被忽视的，个体对于群体的产出以及有用性，往往决定了该个体的自由意志的范围。正因如此，科技的发展对于个体自由意志的影响其实是极其深远的，再加上自由意志概念本身就是许多人类在道德和信仰层面上悖论的来源，所以这些悖论也正是科幻作品的另一聚焦点。

一部出色的科幻作品不仅仅是探讨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表现，虽然这些表现通常投射出人性的弱点来形成更强的冲击力，它们通常在警示的同时会呼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性也在进步。新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降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一部对人性的发展极其乐观的作品。虽然整个电影和科技相关的细节并不突出，但是非常清晰的勾勒出科技发展对文明和人性影响的潜力，并预示了即使在目前人性的思维框架内，我们的文明可以通过外来的帮助进入更高的层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慈欣的标志性作品“三体”，作品中充满了物理学原理以及科技发展的细节，但是其对人性的洞悉而导致的悲观，特别是对更高文明生物采用同样零和游戏规则（暗黑森林法则）的阐述是极其阴暗并且不合逻辑的。这也是我认为的“三体”作为一部经典科幻作品的最大败笔。

在探讨科技发展中人性的演变和冲突之外，还有一部分的科幻作品（比如最近的西部世界Westworld）尝试去阐述更深层的思考，包括意识与灵魂，甚至是我们感知的外在世界的本源问题。关于本源问题的阐述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伦理学乃至宗教信仰的领地，而科技在这些作品中反而变成了去除边界条件的手术刀。这些作品最终依然是走到人文主义的归宿：以人感知为基础的自由精神和自由意志，以及由此而来的普世价值观。如果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人文主义的合理性基础是人类在相关世界（和人类状态相关的物理和数字世界）基底（Fabric）中的核心位置：人类的意识和行为是决定相关世界构造的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举一个相对扭曲的例子，在目前的社会经济规则下，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特别是学习的速度和容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自身可能拥有的休闲（非生产）时间以及由此而来的非生产性创造活动：如果每一个小时的学习和练习会对个体生产力产生实质性提高，那么可预见的人类连续性休闲时间一定远小于一小时，而任何需要一小时以上时间完成的非生产性创造活动发生的比例将大大减小。可以说，当前人类社会的时间空间构架（包括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心理距离，隐私，甚至法律原则）都是由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和容量决定的。当更强大的信息处理机体真正占据了社会架构中的核心节点（一个强必要条件），整个社会架构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人类终结了自然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点也并非不可思议。从这个角度看，科幻作品的意义也许不简简单单是对未来人性发展的探讨，而且更有可能是对如何在未来社会中保留人性的思考和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