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孩子，已不懂赶集。
在我十四之前，赶集对我来说，就像现在孩子的一次旅游那样向往。
每逢年节，父亲起早赶集，天黑前回来，一样一样把过节的物品摆出来，我们凑过去看时，心里兴奋得跟吃到了一样，喜悦着。父亲在柜盖上擀花椒时，我都是跪在旁边，“嘎吱嘎吱”的节奏，屋里充满花椒的芳香，就觉得年快到了，新衣服，好吃的都要有了，喜悦着。
特别是春节前，亲戚邻居仿佛每天都把赶集这个词挂在嘴边，算计着家里需要的东西，合计着手中的钱。无论怎样，都会计算要买回多少布，穷富都要给孩子换身新衣服。那时冬天真冷啊，雪特别大，路面常常是又厚又亮的冰。却总能看见路上满满一马车的人，有挤着空往车上上的，有来不及在后面追的，依然记得坐了几次都滑下来的可笑样子，摔倒了嘻嘻哈哈爬起来，车上车下笑声不断。
附近最大的集市的日子是农历“三六九”日，所以那时要是过了小年还去赶集的，多半贫困。给先人烧纸也都要在小年前，否则爷爷定会恼骂，而又充满歉意地念叨“对不起祖宗，让你们赶了穷棒子集了”。
第一次赶集去的法特，后来好像叫范家农场了，那年十四岁。
就觉得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方圆几里都是人，多的擦肩接踵一眼看不到边。人们眼睛盯着地面的货物，都在移动着，叫卖声，到处都是纯声叫卖，也不觉得扰人。怕挤丢了，父亲让我看东西别动，此起彼伏地“二踢脚”的爆响，眼睛都不够使，就觉得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新奇紧张还小有恐惧。人们把货物摆在地上，一边吆喝一边不错眼珠地盯着，还要用余光打量游走蠕动的买家。眼睛里都是希望。
卖的东西千奇百怪，真是什么都有，卖炕席的堆成了山，原来炕席有这么多颜色花样，我第一次认识了苇子席。
这么大的集市，管理的有规有矩。那时机动车少，多是马车，车都整齐的摆着，马拴在旁边吃草。根据卖的品种，按类别分成几大区，每个人根据货物多少，占地面积大小，交一定份额管理费，货与货之间留出行人的通道，整整齐齐的。
父亲购置完年货，让三哥看着，就领我去买衣服。因为身上穿得多，也不用试，人家就在你身上比量一下就得。买了孔雀蓝的裤子，熨得笔直的裤线，材质叫做“毕吉”。那是父亲唯一亲自领我买的衣服，我如今都清楚的记得，父亲那欢喜的神态，眼角荡漾着柔情，一副一切依你的表情，嘴里不时地问“看中了”？父亲一直拉着我的胳膊，怕挤散了，一直在说：“看看还喜欢啥？扎头的买了吗？别松手，想想缺啥？”
十四岁的我，身高已经1.66米多了，被肥胖的父亲孩子一样拉扯在人群中，我心里雀跃着，犹然就觉得被娇宠，被珍视的感动与踏实，看着他宽阔的背影，之前惶惶的感觉也没了，兴奋地盯着父亲的后脑勺，在人空里穿行。多年后，都不曾忘怀。
就像龙应台说的：“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渐行渐逝。”如今那个坚实的背影，只能珍藏在记忆中了，而那份牵手的踏实还停留在身边。
记得当时对一个卖粉条的印象最深，那个矮个男人，那么冷的天忙得热气腾腾，叫卖“黑龙江机压土豆粉”的吆喝声，不知怎么就喊的那么有趣，抑扬顿挫，像戏台上的道白，节奏又不突兀，声音高亢，中气十足。回家学了好几次，逗得家人笑我。
第二次赶集去上河湾，据说当时是闻名全国的集市。那年十七岁。
因为从小就看着周围的姐姐，嫂子们，每每结伴去一次上河湾，回来后，就会拿出各式衣服，毛线，一些小饰物，炫耀，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我那时就觉得上河湾是个神奇的地方，无所不有。我一直都在读书，我的衣食住行都有大人们打理好的，可我一直对去上河湾赶集充满期待。邻居家的小伙伴辍学后，就也能自行结伴去赶集了，因为她们自己开始挣钱了，有了支配权。每次看她们谈论买的衣服物品，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就更加想去一回。
那次正赶上放假，决定去的临时，都九点多了，才坐屯里“一把手”的自行车，他就一只胳膊，是二婶的娘家侄子。因为一只手，母亲其实不放心坐他车去的。
这其实就是人们说的赶晚集，因为要骑三十里路呢。结果在快到集市时，在一个弯道大下坡，看到车辆拥堵了，说是有车撞死了人。围观的人好多，我很害怕，拽着“一把手”的自行车不想继续走了，也不知撞死的人在哪里，什么样，低着头不敢四下看。“一把手”一边安慰我说没事儿，一边东张西望的。我们就这样直接走到那个死者的跟前，他是二婶的外甥，也就是“一把手”的表弟树良。我也认识，比我大两三岁，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半睁的眼睛，嘴微张着。他爸“李三驴子”正在朝着肇事车辆又哭又骂的。
其实这次集也没赶成。
工作后，我们经常出车去各地，头些年还经常经过各地的集市，人也熙熙攘攘的，货品也比当年要丰富，已不见当年的壮观，全然没有了曾经的样子。人们不再目不转睛地盯着货物，更多的是闲逛。
如今，每天早晨起早去早市，还依稀回顾当年赶集的情景，没有了抑扬顿挫的吆喝声，却被各种高音喇叭充斥着，缺少了曾经的韵味和无华，还有，找也找不回的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