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务农没干多久。即1977年下半年，16岁，来到新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教数学。
学校老师是跟着班级上的。刚来就是顶替一个女老师的课程，教五年级的数学，次年上学期教三年级数学。
我都忘记了被顶替的那个女老师的名字，她是车祸死的。准确地说法是拖拉机。
在通过大队招考老师的考试后，择优进了学校。学历是高中，1976年毕业的高中。
被人带到办公桌前，内心很是忐忑。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高中两年那是几乎半工半读，不要钱的劳动力。这里几乎都是我的老师，现在我要成为他们的一员，能干好吗？心中没底。
走进熟悉的教师办公室。桌子是两个抽屉的，看不见原色调的杉木桌，一把靠背椅。抽屉没锁，拉开一看，有一支黑色长江牌书法硬笔，一大瓶红色墨水。
老师们感觉不好意思，怕我忌讳。就赶紧说，没有清理干净，这就给丢掉。我连忙说，不用，留下吧。
说来没人会相信，这两样东西，一直陪伴在身边，伴随我走过人生的黄金年代，伴随我职业生涯的终结，就像是我的幸运符。
红墨水用掉了一些，更多的是挥发掉，现在还剩下一小瓶。钢笔的笔尖，在1992年换过，成都那个时候有修理小玩意的摊点，当时在成都学习。
第一次讲课，依然记得清楚。像我这样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没有学过教育学，没有实习过，怯场是难免的。虽然老师在后面压阵，我一个16岁的大孩子，教授最大年纪都有14岁的小孩子，压力可想而知。最开始磕磕巴巴，嘴巴张得老大始终发不出声音，有点像小贩第一声的吆喝。当讲了第一句话后，后面就顺溜多了。多得一节课讲了好几节课的内容。看来是把握不住节奏和时间。这些都得学习。
等这些掌握了，课堂纪律又成了问题。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认真听讲的，捣蛋的学生哪里都有。捣蛋得有水平的，怕是不会多见。
当我榨干自己数学的那点知识，正在卖力地讲课时，后排的一个个个子几乎和我一般齐的学生说：老师，某某在做小动作。我一听，这个气呀。你能说他检举得不对吗？不能。可他明明在捣蛋，你还抓不到他的错误，不能当场批评，郁闷莫过于此。
此后，我决心要修理他，否则，没法上课了。人们常说“积威”“立威”，我等不得“积”，要“立”。于是，逮到了一个机会，抓住了他的一次小小的错误，就拿起教学用的三角板，在他头上敲了下去。杉木的三角板都断了。我后悔了，深深的后悔，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都在深深地自责。我不会以“年少不经事”为自己辩解。倘若他能看到这一篇文字，我要向他深深地鞠躬、致歉。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家长的到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孩子没有告诉家长。这是一个要强的孩子。让我安慰的是，课堂的纪律确实好多了。这不是要夸耀体罚学生，而是我没有更多的办法整顿课堂纪律。
除了教学，学校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打平伙。是老师们很乐意的事情。打一条狗，或者买几斤肉。是常事。学校办公室的东南角，有一间灶房。平常中午饭就是蔬菜，很少见得到荤腥。当有人提议打平伙后，灶房就会热闹起来。有点手艺、没有课程的老师就会热心去帮厨。甚至直接操刀，干起了火头军的勾当。当一大脸盆的吃食，摆在桌子上的时候，那些在乡下号称知识分子的老师，也就顾不得斯文。拿起筷子，大快朵颐起来。
民办老师当时没有补助。由大队按最高十个工分一天给所在的生产队。我的工分到生产队的时候，只给家里记上八工分，留下百分之二十作为生产队的管理费了。还好在我六公分的基础上提高了一些。当时还没有包产到户，家里也没有农田。长期采买也会囊中羞涩。那种便宜的瘟猪肉便成为首选。
瘟猪是当时所有农户无法回避的事情。我家也碰到过。半大的猪仔，养着就不吃不喝，病恹恹的。找邹文祥来给猪打针，有时候也解决不了问题，看着猪仔死去。婆婆就会叹息一声：这个不还债的东西。
所以农户就会把死猪拿去换一点钱，以减少损失。老师们学生多，人脉广，消息灵通。想买就能买到。当时的瘟猪，也没有现在讲的这么可怕。也不存在像非洲猪瘟等等这样子的传染病。
这种瘟猪因为个子小，没有长成的半大子猪。肉嫩，肥肉少。临时充当火头军的老师就会加上充足的调料和干辣椒，烧得红彤彤的。让人艳羡，口水吞咽不止。用筷子夹住，用劲过大还会把肉夹断，入口即化。那种感觉至今也无法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