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次课程改革以来，学校文化建设，特别是课程文化建设甚嚣尘上，大有非课程文化不言学校之势。
课程是学校的唯一产品，围绕课程构建学校文化，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和可行的。回顾十八年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除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课堂教学模式的翻新，备课载体的日新月异外，常规课堂里依然是新瓶装旧酒，满堂灌是常态，话语权依然控制在教师手里。一提校本课程，就是几场活动和几本自编“教材”，一提课程整合，就是“互联网+教育”的大帽子满天飞，见不了课程中的文化气息。课程改革与课程文化的割裂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地步。
笔者认为，课程文化建设者至少存在以下几个误区。一是课程文化功利化。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说:“旧有的课程文化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种课程文化的实质仍然是官本位社会的等级文化。高考在划定等级秩序中的权威性最高,高考的科目也就成为学校课程中等级最高的科目,其次就是划定高中入学等级的中考,还有各种分班、分等级的考试,它们共同构成应试教育课程文化的等级特质。学校课程成为建立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这种课程文化在本质上是等级社会建构的需要,是违背民主原则和平等精神的。它所维护的是一种假公平是一种不顾效率的公平。它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并以此为代价来维护少数已经或即将通过这种途径取得上层等级的人的利益,因而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相容的。”在课程功利化和等级化的驱使下，学校课程文化成了一潭死水,成了一种由于惰性而造成的封闭系统，由此出发构建的学校文化系统自然就成了由功利驱使的、毫无生机与活力的信号系统。
二是课程文化狭隘化。把课程文化建设单纯地理解为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如组织唱歌、跳舞、打球等活动,这种把课程文化等同于文体活动的理解是狭隘的。课程文化建设有兴趣小组,有文体活动,但这只是课程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方面。学校工作内容广泛、千头万绪,而课程是学校服务于学生的最主要载体。
三是课程文化的技术性。许多学校的校本课程对文化的选择与加工完全是技术性的,单纯地当做教材的编写和课程内容的增减,单纯地就新课程改革的具体政策进行形式上的、现象化的分析与解释,使新课程改革流于形式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课程组对北京市海淀区四所实验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有38.9%的教师对校本课程的概念还认识不清,有55.6%的教师甚至认为“地方学校课程改革就是忠实地执行国家的课改计划”,有48.1%的教师认为“校本课程开发主要是教师和学校自编教材”等。
四是课程文化表面化。新课程改革不仅要发生外在形式的改变,而且要生成新的内在价值。只有进行内在的文化变革,才能实现革除旧课程文化,创立新课程文化,贡献于民族新文化的目标。所谓课程文化内在价值的生成,就是课程文化要素的变革,就是课程文化要素获得新的特质——文化的“新的内容和独特形式”。课程文化建设应体现学校整体的文化精神,体现学校文化的价值取向。学校必须确立课程的核心地位,必须突出这个重点。但当下一些学校没有确立起课程在学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发挥课程文化对学校文化的影响力,课程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不明确,不懂得作为学校文化核心内容的课程文化变革必将带来学校的整体变革;没有深人研究课程文化在学校文化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各“亚文化”单元中的作用及其运行机制。这样改革的结果是,课程改革流于表面,无法深入。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没有正确的教育哲学观念,课程改革没有文化含量。课程改革必须与课程文化建设相结合,学校的课程改革首先在思想上必须确立正确的教育哲学观念,在行动中必须接受正确的价值思想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