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梗概——

      毛泽东接触新学和西学，稍晚一些。

      他发蒙时，科举废，学堂兴，新学大倡，各种介绍西学的报刊书籍已经比较普及。但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直到十六岁时，从表兄那里借阅《盛世危言》这本新学著述，他才开始“睁眼看世界”。可以说，是新学把毛泽东引向了新的天地。

      从1910年下半年赴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后，毛泽东孜孜攻读传统典籍的同时，开始关注新学，读了不少介绍西方历史和文明的书。比如，他从同学萧三手里借阅过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在书中用墨笔画了不少圈点，圈画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还书的时候，他对萧三说：“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保存一本毛泽东当时读过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四号，他在该刊所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话很珍贵，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阅读批语，也是他表达政见的最早文字。看来，他思考现实政治的起点，是康梁维新派的主张。1936年在保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陈：“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关于湖南知识界在戊戌变法前后传播新学的情况，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有过描述。他说：“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这种新学气象，实为湖湘学风的发扬。正是在接触这股新学思潮后，毛泽东说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其实，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到维新派康、梁的著述时，他们的主张已经过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已于1907年停刊。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才第一次即时读到反映新学的报刊，思想开始跟上现实时代。当时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领潮流的报刊是《甲寅》、《民立报》等，他后来说，自己在《民立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看到“同盟会的纲领”，觉得是“激动人心的材料”。从此，他开始远离康、梁的改良主张，转向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立场。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新军当兵，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到江亢虎在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党章程》，特别是江亢虎和宋教仁在报刊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他觉得很新鲜，便四处写信和朋友讨论。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新学和西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各个方面。他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1936年同斯诺谈到这半年自学，他说是“极有价值的半年”。1959年，他还同外宾谈起当时的感受：“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进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读的新学著述就更多了。一师的老师，学贯中西者不少，经常向学生推荐一些西学新学著述来读。从全国思想界的动向看，经过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的沉闷，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毛泽东在校期间，是酝酿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杂志》（1917年改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1917年，他还在上面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能够拿到稿酬的文字。

      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当时读新学西学，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当时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七册。 对求学期间阅读新学西学的动力和感受，毛泽东在三十年后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概括。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这些话虽事后所说，却也道出毛泽东早年的真实心迹。可证之于他的同学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一段日记。这天的日记说，毛泽东和他谈道：“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本源”之光仿佛透露于新学之中。在他看来，能够从根本上“动”天下之心，进而改变中国的“本源”，似乎只能从外国输入，从托尔斯泰这些人宣传的，对中国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思想中去寻找。因为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了。“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在那时青年学子中不在少数，因为他们超越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也有别于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