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嘉莹《南宋名家词讲录》，主线有两条，一是相关语境，二是词的分类和发展，即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
词初兴时本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歌辞，可称作“曲子词”，后来文人雅士也开始写歌辞，以为游乐、饮宴之用，这是“诗客”的“曲子词”。这种小词往往给人以言外的感受和联想，即有相关语境的双重意蕴，这是它的妙处。歌辞之词的发展，是由小令到了长调，这个发展是形式上的改变。柳永作为音乐家，是这种转变的高手，但他写的依然是歌辞之词。形式影响内容，苏东坡以它来抒情言志，写出了诗化之词，这是思想内容上的变化。
词的诗化，从李煜处可见端倪，但他并非是有意识地做诗化之词，有意识地这样做的是苏东坡。诗化之词，如果既有诗的直接感发，又有词的蕴藉美感，自然最好，如果两样都不占，就容易平铺直叙，流于肤浅，这就很失败。当然了，厉害如苏轼，也有这种失败的作品。另一个能够合两美的，要数南宋的辛弃疾。苏轼、辛弃疾词中的豪放诗思跟他们的人格、感情、遭遇等等因素有关，一般人如果没有苏的修养、辛的志意，写出词来就不免直白浅露，两边不讨好。这个时候，另外一种词出现了，就是赋化之词，开创者是周邦彥。
诗是感物言志，赋是体物写志，感物言志是直接感发，体物写志要思索安排。赋化之词的赋不只是六义中的赋，更是文学体式的赋。六义中的“赋”是直陈其事，柳永长调的铺陈便是如此；从周邦彦开始，才有了以思力安排为主的赋化之词。从这个意义上说，柳永的词算不得赋化之词。
三种类型的词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评价起来就不能一刀切。从诗化之词的标准来看赋化之词，就会觉得后者“隔”，实际上可能是评论者的评价标准“隔”的缘故。南宋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诸家，各有特色，但都受到了周邦彦赋化之词的影响，不妨以同情的眼光探寻其中之美。
（叶嘉莹：《南宋名家词讲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