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不似“桃花红，梨花白”中的花，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和我同年，也在一个小墩子上。程家墩是生产队也是村庄的名称，村子很大，八十多户四百多口人。高高矮矮的房子，围着当中一条大河，在三个墩子当中，数我们“高头墩”最小。听母亲说，那年队里先先后后出生了十一个孩子，都属龙，是生产队的“丰收年”。

杏花家在我家西边，也是在高头墩的最西边，隔条篱笆就是隔壁队的棉花地。三间矮小的草屋，像生产队的大草堆静静地趴在水桦树下。

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乡村黑白照。

她大大（父亲）去逝的时候，我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孩子。第一次听说死了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好奇心竟然使我约了隔离的“癞壳”去看稀奇。当我趴在低矮的窗户，眼光扫到僵硬在木板床上的尸体，如泥土般的脸色时。吓得魂不附身，拔腿朝家里跑，落下“癞壳”在后面叫魂似的不管。

那几天我都不敢出门。

杏花大大走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眼珠子突出来，似乎心有不甘。这画面我记得最清楚，以至以后听到有人去世我就害怕。她大丢下她娘和她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还有一个队里人同情的眼光，就这么静静地走了。

没过两年，“吳家墩”麻子介绍她母亲招了一个在公社窑厂干活的男人，生活才稍稍好点。我读书的时候，她跟着她爹爹（爷爷）后面放牛，当然这是生产队照顾她家，不然年底分红的时候她家又要超支。

所以，虽然在一个墩子里，见面却是不多，甚至没在儿时的记忆里。当然夏天我们男孩去村外玩的时候，总是要甩开这些跟屁股虫般的小女孩。不方便啊，我们要洗冷水澡，要摸鱼，到了北埂之渠边，短裤一溜，往树杈上一扔，人就将水面分开，一个个就趴在渠水里了。有的水浅，到了下午两三点，水就像被太阳烧开了似的，烫得受不了，赶紧爬起来，猴子般跳着朝深点的水里跑。

这样的场景怎么能有女孩子呢？

人的感觉是个奇怪的东西，儿时一直认为十岁是年龄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老是觉得自己长不大，便盼着到十岁。似乎十岁就很成熟，就和队里的大人差不多了。在这以前每一个日子都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一座横在眼前却又远不可及的山峰。那时最盼的是过生日，过年，年一过就离十岁近一点。

到了十岁的时候，我已换了学校读三年级了。上学路上，队里的十一条龙中没有杏花和大勇子的身影。她跟在牛屁股后面，六七条牛的长长队伍，她和她的牛落在最后，本来应该背书包的肩上，也有根带子，连着的却是条小木凳。

十岁时的书包很轻，轻得只装语文算术两种课本，还有长的短的铅笔。就像只背着我们识得不多的文字，和轻飘飘的经历。而以前的想象，向往，还有心里的某些怜悯，我们背不动，也没想背。轻装之下的我们所以能够疯玩，两里之遥的放学之路，没有一个多小时是走不到家的，而村庄里的炊烟已在轻声地呼唤了。

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去江堤，当然不是看杏花怎么放牛。我们手里带一两付“石子”，这石子是一种游戏的工具，一付七粒。石子敲好的时候不怎么圆，只是圆的雏形。经过一段时间的玩，摸，还有与泥土地摩擦，渐渐变得光滑。玩的时候抓在手心，捏紧（其实是捏不紧的），松开手将七粒石子上抛，手指迅速伸开翘起，用手背接住下落的石子，抖在地上。这抖就要有心思，有布局，有眼光。抖在地上的石子不能滚得太远，又不能挨在一起，还要有三粒基本在一条线上。玩时，选一粒上抛，再去抓直线两头的石子（不能抓连在一起的，要跳着抓），再接上抛落下的那粒，还不能碰到其他的石子，这个动作得一气呵成。

玩石子杏花是高手，不要看她高子像个矮冬瓜（小时候这么称呼她），黑塌塌的，手不大，手指细长，关键那四根指头能翘起来，翘成一条优美的曲线，翘成半个圆，七粒石子一落下，全挤到圆心里去了，我们几个男孩赢不了她，心里却不服。

不过她很少陪我们玩，即使去江提找到她，她也不给面子。她说要打鞋底，坐在小凳子上的她还亮着鞋底给我们看。我家打鞋底，做布鞋都是母亲的事。于是便笑她，她也不生气，说我们命好，能上学，能随便玩，还能穿新衣服，不像她，家里的鞋子都是等着她做，说着说着竟哭起来，嗯嗯啊啊地，弄得我们呆呆地发愣，也不知道怎么劝她。

十岁以后的日子像翻得飞快的书，合上，翻开，一本书就搁置到一旁了。一九八一年我十七岁，中考遇挫，父亲不接受这样的结果，逼着我再复读一年，人生的脚步忽然就站到了生理和心里都未成熟的十字路口。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杏花竟然跑了，据说也是和一个烧窑的小伙子跑走的。几年后才知道，逃的原因是他们的婚事遭到她爹爹（爷爷）的反对。

得到消息时，我们几个小伙子还跑到棉地里，似乎要查看过究竟。成熟的棉桃敲打着屁股，也敲打着我的心。我们终究还是失望的走出棉地，我暗暗钦佩杏花，钦佩她为了幸福，自由奋不顾身的精神。她冲出了村庄，冲出了夜的包围，也冲出了世俗，如同一场赌博，筹码是她自己，赌的是她一生的前途。

那年我没有复读，离开了程家墩，去了远方。

这些都是现在在上海的家里聊天时回想起来的的。不知道远方的她是不是很幸福。也许宅家的日子里，她也可能会聊起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