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社会第一份工作是在中铁建工集团北京分公司，位于丰台区造甲村村公所斜对面，有个不大院子，但停满了车，日后让我疑惑的是员工过的苦死了，怎么在03年公司会有这么多私车。院内三层八十年代建的楼是办公楼，和三环内的灯火璀璨、富丽堂皇的高楼比较显得格格不入。我之前读过很多关于文革前后发生在上海的小说，对上海或多或少有点了解，但对北京非常陌生，只知道天安门、长城……，原以为参加工作会遇上很多北京人，但公司地道的北京人希少，有也是郊区的，经营科有两个北京女孩，名字记不清楚，好像是顺义的，我分不清楚东南西北方向，只知道左右，她费劲地再三强调顺义在北京的哪个方向，北京有几环，听着她吧唧吧唧讲，我好像猪八戒在爬云，总以为她是在逗我玩，但还是感觉到顺义人民的热情。

经营科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中间有张大桌子，放着工程蓝图，实习生们上下班围着看图纸，这和我的工作内容是天差地别，但他们总是抱怨不能去工地学习到直接的技术，当时羡慕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经营科新分来4个男生3个女生，年轻的面孔散发着年轻人的活力，科长专门请他们吃饭唱歌，期间讲了建厂局光辉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鼓励他们扎根下来好好干，早日成为企业中坚力量，李工是甘肃人，喝了几杯酒后，激动颤抖地拉着科长的手，“我是建厂局的新兵，以后请领导多批评多指导，”两女生扑哧一乐，略微腼腆地嘟囔“李哥真会说话，”我依稀记得她们都是城市的姑娘，样子蛮耐看的那种，只是不在现场不能具体描述情景。因为晚上常去经营科办公室蹭上网，才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确实早他们先来科里的同事都会言传身教，女同事异常热情地帮他们做红娘。李工很和善，但抽烟抽的厉害，好像有点神不守舍，心事重重，丢到垃圾桶的纸他又会伸进去鼓捣出，“干哈呢，李哥”东北姑娘忍不住边乐边问正在淘纸篓的他，“没事”“林哥过来看看”我正上网，旁边坐着新到项目部的晶晶姑娘，河北人，人很漂亮，可惜是中专毕业，但当时我们蛮投缘，我一直觉得她穿的鞋子不搭配，不经意会拿她和财大女生比较，莫名有种失落感，晶晶虽然是中专生，但心思很缜密，应该也打量，比较我和四五十个新到学生的岗位，只是我当年太青涩，懵懂，完全不知道世事无常，继续推断、演绎下去我必定是最没出息，虽然我后来离开了公司，现在结局却是最凄惨的一个，怨谁，时也命也。晶晶推了推我胳膊“别理他，qq好友来消息了，”我急忙点开她的qq，按照晶晶的意图回了信息，大概记得是我在北京很好，工作也不错，学习机会很多等等。

一直到九点，王工和几个人推门进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吃的，大家不自觉聚拢在一起，王工毕业北方交通大学，据说前几任毕业生来了一茬走一茬，确实工程项目上环境苦，收入又少也不养人，有门路或者能力强、学历好的都孔雀东南飞，市场经济有竞争自然有流动，奉献精神抵挡不住暗潮涌动，建厂局领导的子女在公司干也是凤毛麟角，窥见一斑当年的光景。1984年按照中央文件精神铁道兵脱下军装转业，中铁各局前身都是铁道兵，老一辈的艰苦和付出确实不能遗忘，那时都是员工干活，肩扛手推，几十米高的距离，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搭过板直接走过去，现在公司只负责管理，干活的是包工队领的民工。我参加过北京站改造工程，其实是领导……有幸直接了解到包工队伍的管理，也许有些东西不能说，还是省略吧，现实到文明需要时间。我住在紧临北京站靠东北角的地方，两张一米七八的小床，一张桌子，其余就找不到东西，桌上放我们的安全帽，水杯和饭盒，一天24小时都能听到站台改造机器轰鸣声，但依旧酣然入睡，而且随醒随睡。06年在北京被这么多丧心病狂家伙迫害，疾病留下后遗症常常彻夜失眠，回想在宜昌出租屋里深夜一个人听风扇的转动声音，默默忍受着孤独和寂静，北京的遭遇持续时间实在太长，接近大半年，出动人次达上百人，整天提防担心却把自己弄出病来，疾病，服药副作用牵扯各种毛病都来了，但也只能沉默接受这些隐痛。

“咱们公司一个警力不够，派出所民警来了很多，在闹事，要钱，”工会主席打电话恰好被我听到。据说很多各地农村来京务工的沿着北京站用各种材料搭起棚屋住，有的拉家带口，延绵数里，大部分捡垃圾等等营生吧，住的时间长了也形成各种势力，为了改建北京站，政府要拆掉这些违章私搭的棚子方便施工，矛盾就起来了，死活不同意拆，除非补偿钱给找新地方住才同意，民生不富裕下哪方都难，民警和他们对峙着，两周后我就回了机关，怎么解决就不得而知。

王工看上去很年轻，不高，偏瘦，马上要外派到非洲坦桑尼亚去，集团也下了文件，下星期就走，据说现在是那边总负责人。

拉开啤酒盖，喝得差不多时，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揭竿起义，谈到后来有的开始担忧公司以后的命运，个人何去何从，骂领导骂不公，痛斥工资待遇，新来的也戚戚然唉声叹气，北京物质的繁华容易让年轻人产生心理落差，事实上他们现在都成为中铁建工集团的中层领导，独挡一面，比当时外面那些小公司挣大几千的人不知道强多少倍，小公司也许在市场风雨飘渺中早就触礁沉船。国企进入市场要是能站稳脚跟，在人才、技术、资源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背景在那里摆着。

集团公司为活跃文化，组织足球比赛，好像有个口号，由于工作岗位原因，我情绪低落，也漠不关心这些，已经忘记了，自然球场主力都是来自各大院校毕业的，上午北京分公司一众坐着大巴出发，我挨着办公室马姐和团委书记王姐坐，“小林，你最近怎么了?刘处说你长得最精神，卢书记喝酒时说看到你就像自家的孩子，现在怎么蔫头耷脑的”王姐温柔且有力度的问我，马姐也轻声嘀咕“大家都说你唱歌好听，王君和郝书记汇报了，郝书记让你登台唱，你也不去，不习惯北方生活吗?”我极力想制止两位姐姐的继续疑问和关心，一旦引起其他人猜忌，议论开来就麻烦。

我属于晚熟的那种，事实上是被社会催熟的，父母老实本分，由于工作环境对人性没有足够的理解，自然我知之更少，也为我以后遭遇埋下隐患。六十年代父亲从江西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抚州市市卫生学校任教，后来中央文件要求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实行第二次分配，父亲响应号召回了农村。公司男领导都不怎么在公司，基本上都去项目工地上，大家心知肚明，二楼一间办公室坐着一位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领导，也是六十年代科班出身，都叫他王处，体态偏瘦，看上去很和蔼。

12月北京下了第一场雪，房顶、窗沿、树枝白皑皑一片，似乎世界显得更安静。我拿着公司各个项目部写的无聊宣传通讯，由从部队转业到公司的翁芳贵汇总成几页，送往各个科室。曾经有几个新来同事让我别发送，根本就没人看，文章确实写的差强人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拿着几页宣传通讯来到王处办公室，王处正埋头整理桌上摆放的资料，见我进来，停顿了一会，“你是新来的学生?”“是的”“以前学什么专业?从哪毕业的，南方人吗?”我机械地回答“工商管理，江西财经大学，”王处靠在椅子上，略微思索片刻，我尴尬垂手立在一旁，“你干什么工作?”我无奈愤懑地答诉道“做手工活，用尺子丈量好塑料硬板，然后拿刀裁成不等方块，再从刻字机取下字，用刀一个个扣出字贴在板上，”“怎么干这些?忙吗？谁带你?”“忙时每天从上班都要弄到11点，没事就到外面广告公司搬材料，”我喃喃地说“让项目部自己按需去外面订做，还省时省钱，质量好也不浪费，效率还高，是郝书记让宋师傅带我，”“宋颜辉吗?……唉！”王处凝神看着我，声音极低的说到“嗯，应该安排去财务，先干干吧，”然后欲言又止。

我下楼到经营科，几个女同事围在一起边喝水边惬意地聊天，谈的是自己的孩子和中午带的菜，无视我的出现，我尴尬地放下宣传通讯，正转身要走，李工和颍工叫住我，他们的眼神透露出同情。拉住我微微颤动的手劝慰道:“你是不是想走，确实没什么意义，先骑驴找马，”李工明显比我成熟，他一直在找机会，据我了解，他联系了他的师兄和在京的老乡，权衡利弊的比较，现在想来我当时没有他们的心机和长远规划。赵林、何波和我住一个宿舍，也是新到的学生，在工程部，私下交流中了解到他们从师傅那边学习到的新技能，平时工程部额外发的福利，他们的同事也鼓励他们考mba，私下帮他们出主意，分析形式和长远规划，这些刺激我思考要不要离开公司。一次我偶然听到隔壁办公室纪委许书记和郝丽的谈话，种种端倪令我恍然大悟，我没心机，但我曾经和受邀到日本做讲学的一位老师探讨过《组织行为学》，有理由相信有更睿智的判断力，面对陌生偌大的北京城，我能去哪里?我权衡再三还是下决心走人。

我私下通过招聘会和网上开始找工作，荒废了一年时间，又不是应届生身份，而且缺乏实际技能，异常不顺利，可以说是艰难，但经过不懈努力我成功应聘到用友软件北京公司。那天北京天空一直是灰蒙蒙的，飘过星星点点雨滴，鸽群在空中盘旋，发出清脆悠长啾啾哨声，等到晚上我回宿舍收拾好平时看的书和被褥，没有告诉任何人，悄无声息地撤离了中铁建工集团北京分公司，趁着夜色坐315公交车去了临时找的住属，此刻我想起家乡起伏的松声，潺潺溪语，清脆婉转鸟鸣，望着北京夜晚华灯初上，流光熠熠，穿梭人车，这里裹着多少怀揣梦想北飘人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