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岛国，安处东亚。国土狭长，缺乏纵深的屏障，加上资源比较缺乏、地震台风海啸疫病频发，形成了较强的危机意识。     探讨一个民族的文化，村落文化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

   日本村落作为稳定的基层组织的起点是水稻的引进。水稻作为稳定的生活来源，让日本先民能够世代安守一隅，构建自然村落。大化改新前，日本处于奴隶制社会，很大一部分人是类似奴隶的部民，无法形成由自由民构成的真正意义上的村落。大化改新后，部民制废除，宣告奴隶制结束，封建制度建立。部民翻身成为自由民，获得土地，开始搭建塑造现代日本民族性格的日本村落文明大厦。

    日本古代法律严禁人口流动，加上山多地少，使人民被严格控制在固定的生活圈子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在这一方土地上。村落由此渐渐变成一个排他性封闭的小社会。中国村落虽然也有封闭特点，但中国是大陆国家，河流浩大渺远，地域辽阔，不同民族盘根错节，使其流动性大大增强，难以形成日本村落的强烈的排他性。

   到了十七世纪江户时代，德川幕府闭关锁国，人民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生活稳定，村落的封闭性得到增强。

     江户时代的两百多年，塑造了现代日本民族的面貌，日本民族性格至此完全确立。    

  江户时代，每个村落都有共同的神社，供奉的神祇称为产土神，类似于中国的土地神。每月举行一次祭祀活动，全村人参加。产土神是最大的神，这点与中国不同。中国人把祖宗神当做最大的神，其次才是其他神。中国人祭拜土地神很少会下跪祈求保佑，而祭拜祖先（祠堂或坟墓）则下跪祈求保佑，甚至口中念念有词。日本民族将产土神高居于祖宗神之上，也是村落政治高度自治的标志。

岛国灾害、疫情频发，资源匮乏以及政府干预、资助少，让村落成员连结为命运共同体。这样我们也能较好理解日本民族为什么没有将血缘关系高居于村民关系之上。在中国，“自己人”，通常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日本的“自己人”则指村内的人。一家种植水稻，全村集体互助；一家生孩子前，全村做好防疫工作，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卫生行为；一家建房子或修葺房顶，全村提供人力物力共同完成。这种村民互助的温暖场景在中国社会很少出现。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权管治无孔不入，州府县里各级衙门对每一条自然村的干预具体入微。即便是今天，党组织依然深入到偏远的每一个自然村，村民自治组织无法形成，也就看不到村民团结互助的场景。

   今天我们看到日本整洁卫生，与古代疫病频发不无关系。天花、霍乱经常在全岛爆发，由于地理的局限，人民无法迁移到非疫区的国外；当时医疗水平低下，任何传染病都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长期的防疫行为形成了整洁卫生习惯，同时也固化了封闭排他、以邻为壑的传统。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国家，很少有外国移民。

     在自然村里，村长是最高行政长官。另外，村里还有一个类似罗马时代长老会的决策机构，其作用是对村落事务进行决策。长老会由年长且具威望的长者组成，他们在作出决策前充分听取每个村民的意见，一旦作出决策，每个成员必须无条件执行。

     村落里的各个家族，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族全部财产，其他子女只能作为雇工在家族里打工。在日本那里，家业最重要，人不重要。家业是不能分的，全体家族成员必须为家业奋斗。长子的职责是把家业做大做强，顺利交给下一任接班人。如果长子没有能力，家长可以寻找其他子女甚至家族外的人继承家业。一旦选择外姓人继承财产，外姓人必须改为本姓过继为养子。      

  日本民族的这个重家业而不重血亲的村落传统影响了日本吸收儒学文化的偏好。日本在吸收儒家理念时，摒弃孝道而扩充忠道（忠诚思想）。长子继承而不是均分财产，加上外姓人也可以成为家庭成员的做法淡化了血缘关系，使孝道难以成为伦常的核心。以家业为中心，家族成员等级森严，使忠诚成为日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这种发端于村落传统的忠诚文化，直接诞生了武士道，成为日本精神脊梁。

    等级森严，绝对服从的传统，使日本民族严守规则，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也使得日本人变得愚忠，缺乏道德上的独立判断的是非观。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不像中国那样经常改朝换代，便源于忠诚传统。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多停留于输赢的利益层面，缺乏对错观念。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只听命于天皇或军事首长的判断。

     孤悬海外、多灾多难的日本列岛，尽管其先民来源的多样性尚存争议，但经地理环境的长期锻造，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有别于东亚大陆民族的独特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