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灶台边摞着一筐蒜瓣，案板上是硬得像石头的隔夜馒头。蒜瓣掰开，辣得眼泪直流，蘸一口凉水，也能嚼出甜味；偶尔倒几滴酱油，浸透馒头芯，那便是人间至味。
父亲白天在田里抡锄头，夜里把锄柄靠墙一放，就坐在煤油灯底下扒拉算盘。母亲把缝衣针别在发髻上，顺手把账本摊在炕沿。俩人对着一叠毛票，你一言我一语，像在开一场没有硝烟的军事会议。田埂上的蛙声，是那场会议唯一的背景音乐。
第一次“下海”是卖化肥。父亲跟村里另外三家凑钱，雇了辆东风卡车，凌晨两点去县城拉货。回来的山路上，雾气像湿棉被罩住车厢，他怕货被掉包，硬是坐在化肥袋顶上吹了三个小时冷风。后来才发现，卖给他们货的“老板”早把真肥料换成了锯末掺盐。一车希望，一夜归零。父亲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烟头把黑夜烫出密密麻麻的洞。母亲没哭，只是把剩下的盐巴扫进簸箕，说：“留着，明年腌菜。”
第二次改卖钢叉。镇上修铁路，传闻需要大量铁器，父亲便押宝在“农用钢叉”上。结果铁路提前竣工，仓库里剩下两千把叉子，像一片沉默的钢铁森林。夜里老鼠啃木柄，咯吱咯吱响，父亲听见就叹气。母亲拿油布把叉子盖得严严实实，说：“当柴烧也值。”
第三回，父亲把目光瞄准了“吃”。中秋前，他赊来几袋面粉、两桶花生油，带着母亲连夜在租来的土灶里烤月饼。炉火映得两人像铜铸的，汗珠滚进眼角，辣得直眨眼。五仁馅儿里没舍得放核桃仁，就多加冬瓜糖和橘皮，照样烤得金黄。天蒙蒙亮，父亲挑着竹筐去集市，月饼摞成小山，盖一块红布，像顶着一团朝霞。那天，他卖掉两百个月饼，换回一把皱巴巴的零钱。回到家，他把硬币倒在桌上，小山哗啦啦塌了，却塌出一条路。
再后来，父亲挑担、母亲推车，把月饼挑到邻县小学门口；把辅食卖到乡镇卫生院旁。竹扁担磨得发亮，推车轴承换了又换。我放学回家，常看见父亲蹲在灶前数炭火，火光在他脸上跳动，像一张正在盖章的“通行证”——盖一次，生活就往前挪一格。
攒了十年，存折里终于爬满六位数字。父亲把那张薄纸按在胸口，带母亲去镇上走了一圈。镇东头新划的“开发区”还是一片苞米地，秸秆在风中哗啦作响，像无数双手在鼓掌。父亲站地头上，手搭凉棚，目光穿过青纱帐，看见一条看不见的大街。一个月后，他签下合同，把全部积蓄换成一块“三通一平”的红线图。村里人都说老周疯了，母亲只是笑：“疯了才看得见风。”
盖楼那两年，父亲睡在工地。水泥袋当床板，安全帽当枕头，蚊子叮得满身包，他自嘲说“免费刺青”。商业楼封顶那天，他放了一挂五千响的浏阳鞭炮，红纸屑像一场迟到的年雪。一楼卖百货，二楼卖服装，三楼留给自己住。父亲把“周记百货”四个大字刷上墙，歪歪斜斜，却像一面旗。
服装生意是母亲挑起来的。她坐着绿皮火车去省城，清晨五点到批发档口，蹲在地上扒拉一堆堆“尾货”。别人不要的颜色，她敢要；别人不敢剪的标签，她敢剪。回家往缝纫机前一坐，哒哒哒，一件滞销T恤被裁成儿童吊带，两天卖空。
家里第一辆汽车是二手桑塔纳，车窗摇柄掉了一个，父亲用钳子代替。他载着全家去县城，车速四十码，却比任何时候都快。彩电是二十一寸“黄河”牌，天线要手动旋转，我负责站在原地当“人肉信号塔”。那天晚上，全村小孩挤在我家炕沿看《射雕英雄传》，屏幕雪花飘成鹅毛，也挡不住一声声“降龙十八掌”。父亲坐在门槛上，背对电视，听我们尖叫，他点一根烟，烟火在暗处一明一灭，像另一颗小小的、不肯坠落的星。
如今，父亲老了。商场换了新招牌，霓虹灯把他的白发照成银色。他仍每天七点开门，把衣服按“红橙黄绿”排成彩虹，说“颜色顺了，日子就顺”。母亲把当年那张板凳擦得锃亮，摆在收银台旁，凳面上还留着两道叉子钉出的疤。我回家，常看见他俩并肩坐着，像坐在一条岁月的船头，风帆早已破旧，却仍能辨认出最初的航线。
有人问我：“你爸的‘生意经’到底是哪一本？”我想了想，大概是那本用蒜汁、酱油、月饼屑、水泥灰、布头线尾一起写就的无字书。它教不了如何避税、如何上市，却教会我：
灯亮着，家就亮着；家亮着，世界就不会太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