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姐的宿舍西边住着一位李伯伯，他是省委一个部门的干部，他的家眷都在天津，自己便在这里住着单身宿舍。因为寂寞，他喜欢孩子，所以我们经常去他的屋子里玩耍。
他的书架上有更多的书籍，简查让我眼花缭乱。他看到我喜欢看书，便说道：“小丫头，这些书你尽管看，看完再还回来就行。“我高兴地连声应答。从此，我看少军的时候，只要他一睡着，我就可以看会儿书。有时晚上家人都在，我就又可以阅览那些没见过的，也没听过的，有趣的，有意义的书籍了。
就这样，我成了他屋子里的常客。只要他休息，我有空就去讨教他书中不明白的地方，他总是笑嘻嘻地认真解答，并说：“你这个小姑娘这么爱提问题，上学一定是个好学生吧！”我没说话，但却开心的笑了，因为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夸奖我。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外面的情况很糟糕，经常传来两个派别武斗的枪声。所以大姐叮嘱，尽量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了。
由于出身的缘故，大姐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动，由原来的机要员变成了普通的职员，姐夫也进了学习班，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
记着有一天晚上，姐姐也要开会，得回来很晚，只有我和三个孩子在家。老大少维比我小三岁，姑娘少玫才六岁，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老大比较老实敦厚，爱学习，老二爱唱爱跳，活泼好动。我虽然是姨，但其实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但很多时候却要装出一个大人样子来。
这不，今晚就压不住阵脚了。吃过饭，让老大刷碗他不干，故意气我；老二少玫则在那大床上，大叫大跳，一会儿来个芭蕾，踮着脚尖演个红色娘子军，一会又扯着嗓子来段“李铁梅“，把个床上摘得乱七八糟。老三少军也因为没见过这场面，更是一天没见到妈妈，在那哇哇地大哭，一时间屋里乱成一锅粥。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两声清脆的枪声，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我赶紧把灯灭掉，孩子们吓得都跑到我的跟前来，我也害怕的不行，就说：“千万别出声了，如果再出声，就会有人拿着枪闯进咱屋里来！快点，把椅子凳子，全搬到门口。”这个时候他们也听话了，不说了也不唱了，可也怪，连老三少军也不哭了。我们都在那屏住呼吸，不敢弄出一点动静。
我悄悄地掀起门帘往外看去，果然有五六个人都端着枪，从我们的门前走过。那一夜，我安排孩子们睡下，又哄着少军睡着，姐姐开的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到了天明才回来，我却吓得一夜无眠。看着姐姐疲惫的身影和红肿的眼睛，我也不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听到枪声的日子经常有，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有一天，姐休息在家，让我去菜市场买点菜。我刚刚走出家属大院的门不远，就听到了枪声，只见离我也就几十米的马路上，开过了一辆军用吉普。有四五个带着红袖章的人在车上，斜着探出身子，手中握着枪朝着外面一阵乱放。当时，吓得我赶紧避在了路边一颗比较粗的树干下。车开过去以后，我站起身竟发现在树干上竟有一颗子弹嵌在里面。想想还真有些后怕。但买菜回去后，我只字没提，怕我的大姐为我担心。
最近有一段日子了，我发现李伯伯家的门好几天都不开了，心中十分纳闷。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家的灯亮了，我敲开了他的家门。只见李伯伯脸色不好，便问：“李伯伯，你生病了吗？”他面无表情地回答：“没有，只是最近工作太忙，累的。” 我说：“李伯伯，那你可得多休息，我不打扰了。” 说完，我就把借他的书送还给他，放在书桌上。
他抬眼看了一下说：“唉，小姑娘，你不是喜欢书吗？这本书我送给你了。”
我连忙说：“不用，不用，李伯伯，我已经看完了，这是专门来还你的。”
这时，我又仔细看了看李伯伯，他面色苍白，胡子拉茬，一改往日的神情。他把书从书桌上拿过来，郑重地递到我手上，苦笑着说：“留着作个纪念吧，回去再好好读一遍。”
我不解地说：“我还会再来借你的书看的。” 他说等你回老家以后，一定要再上学读书，只有好好读书，你才能懂大道理的。” 说完，眼里似乎有泪花闪动。我茫然地说：“一定一定。”
接过这本书，连忙出了他的屋子。心中隐隐约约觉得那里好像不大对劲，但那时人小，也不懂那么多，过了一会儿，也就不想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刚刚起床，外面便有人喊：”不好了，有人上吊自杀了。”人们纷纷跑向公共厕所。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李伯伯年轻时，曾是他们老家天津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为了解放天津，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有一次递送情报不幸被捕，后经党营救出狱。之后他继续为党工作，表现出众，解放后被党分配到省委任职。
但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污陷他，说他在狱中背叛了党，当了叛徒。但李伯伯据理力争，拒不承认，从而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批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受尽了屈辱，这不白之冤压得他抬不起来，思想上过不去这道坎。
昨晚是把他放回来写检查。当夜，他辗转仅侧，一夜未眠。在黎明前的那一刻，去省委宿舍的一处厕所里，上吊自尽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也悲伤不已。昨天晚上好好一个人，今早上便用这种方式离开了我们。我后悔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和他多说说话，多聊会天。也许那样，他的心情会好一点，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结局。他那时是多么的孤独，多么的无助。我真应该在那里多待一会儿，陪他多说说话。
至今李伯伯的死在我的心灵上仍是不可磨灭的印记。当然，后来李伯伯的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但那可敬可爱的李伯伯却永远回不来了。只有他送给我那本法国作者思汤达的《红与黑》，至今我都保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