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经济”是大观园中怡红公子贾宝玉最讨厌的一个字眼。凡是劝宝公子留意“仕途经济”的话，无论是从谁的嘴里说出的，都一律被公子斥为“混帐话”。不论是史湘云还是薛宝钗都在他这里吃过闭门羹。而他最爱和林妹妹说话，其原因之一也是“林妹妹就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可见“仕途经济”这种东西在宝公子的价值观中是最轻的，最薄的，也许根本没有半点分量。那么宝玉嘴里的“仕途经济”究竟为何物？
《红楼梦》中虽然没有明说，但通过其中侧面的描述以及暗示，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二。仕途经济的出自《宋史·王安石传论》，“仕途经济”应该是指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人通过一番奋斗取得功名，获得官职，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其家人、亲属以及朋友也地跟着沾光，获得利益。
辞书上说：“仕途，做官的途径；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如果是为了“治理国家”而走一条正确的途径去“做官”，倒也无可厚非。然而，纵观中国五千年发展史，这种官实在是太少了，而更多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把“仕途经济”理解为“升官发财”，似乎更贴近一些。
那为什么曹雪芹要通过贾宝玉的感情，表达出对仕途经济如此的深仇大恨呢？和他终身无法科举，一身抱负无处施展有没有关系呢？（曹家被抄家后属于罪人，罪人是不能科举的）
先说后面一问，有一定的关系。若说没关系肯定不可能，但是完全按照后面的观点来看贾宝玉、看《红楼梦》未免太肤浅了。那曹雪芹为何如此憎恨仕途经济呢？
有一点，大家是公认的。宝玉不爱读书，讨厌做官，厌恶“峨冠博带的须眉浊物”，只倾心于“水做的清白女儿”，这是对千年来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思、对女性的一种忏悔和肯定。
但这个重大的反思很难让人认定为根本原因，那么曹公让宝玉如此的深厌读书做官，还有什么深意呢？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读书求仕，是延续家族辉煌的一条重要途径啊，宝玉虽怪诞，但并不糊涂，他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要是不去科举，小说里的贾家也会没落，只不过抄家时间短、不考试时间长而已。
我对此的理解是，曹公借宝玉之身，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大悲哀和大醒悟，一种“奴才”的悲哀和醒悟。
贾家是曹家的影子，这种贵族家庭，“赫赫扬扬几百年”，鼎盛富贵，靠的是主子（朝廷、皇上，就是他们的主子）的恩宠。而一旦换了朝代，换了主子，只要你不入他的眼、不合他的胃口了，理由都不需要，顷刻之间，他就可以把你几百年的富贵家业连根拔起、荡然不留，直给你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贾家自身是个主子，家族内那么多的男仆女奴、庄园里那么多的佃户，都是他们的奴才；同时，他们本身也是奴才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主子，是皇上和朝廷而已。普天下为奴者，尽管大小、贵贱、荣衰有别，但本质上还不是一样的无奈、可悲，不由自主、仰人鼻息。元春省亲时，贾政跪地叩拜、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对女儿念出的那一番颂词，饱含的，就是一个奴才的感恩戴德和如履薄冰啊，令人心酸。
一句“你那里知道奴才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道尽了个中人的辛酸和悲楚。正如曹公在警幻仙境中唱出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原来只为他人作嫁衣裳”。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觉醒和认识，曹公笔下的宝玉，根本就不把读书和做官放在心上，奴才的命运，惟系于主子的一念之间，个人和家族的上窜下跳、拼搏奋争，意义并不大。宝玉的那种消极、抵触、厌鄙，反映的，其实是曹雪芹悲哀的觉醒、认识，无奈和酸楚，为普天下奴才一哭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属，再添一句，历历草民莫非王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皇权制度的根本实质。尤其在清朝，皇权、民族纠纷的矛盾达到了一个极致。
所以，宝玉，惟愿日日流连女儿之间，也不愿见那些“浊物”，这不正是宝玉乃至曹雪芹的反抗和控诉！所以，红楼梦是一部女性的颂歌、哀歌，男性的忏悔、谢罪，同时，也是一部“奴才血泪史”。
宝玉之不爱读书，是与生俱来的，他是“人之初，厌读书；性之本，弃功名”，可见曹公对功名、官场、仕途的痛恨和厌鄙，已经到了入骨入髓的地步。曹雪芹如果不是对朝廷和官场大失望、对“奴才的命运即本质大参透、大醒悟”，也就不会如此落笔了。
